兩年後，我到北京，一位在演藝圈很有號的朋友，聽說我兒子“北漂”兩年了，也在搞音樂，就問我海泉為什麼不來找他啊？我回來把這個問題交給了海泉，讓他回答，海泉很平靜地說：“我現在什麼都沒做出來呢，找人家幹什麼呀？”他把我給他寫的那張京都“聯絡圖”歸還給了我。他是想用實力證明自己，是想憑實力打拚出屬於自己的未來。隻有一次他為他們單位推廣CD盤，去找著名作曲家付林，順便帶去了路夢蘭老師給付林老師寫的信。隻此一次。我問他為什麼要這樣？遇到困難的時候本可以找我的這些朋友和老師的啊。海泉還是那句話：“我什麼都沒有做出來，我找人家幹什麼啊？”
開始與羽凡組成樂團跟滾石簽約了，需要錄小樣送給總部領導聽。陳羽凡也沒有像樣的吉他啊，當年他爸媽給他買的那把吉他琴隻用了三五十塊錢。海泉從滾石公司的楊威手裏借了一把價值近6千元的好吉他。海泉住在北京西客站南邊的一個偏僻小區。海泉打算把吉他拿回住處編曲。上出租車時，海泉順手把這把吉他放在車後座上了，自己坐在副駕駛位置上。打的到地方了，他人下去了，吉他丟在車上了。等他轉身快要進自己的樓門時，突然發現手裏沒琴，這時候，出租車還在胡同裏轉來轉去呢。海泉下意識地趕緊往外跑，當時鞋子特鬆，跑不快，也來不及緊鞋帶了。海泉跑到胡同口，那個車已經拐來拐去拐沒影兒了。海泉企求司機師傅良心發現，一會兒興許能轉回來把吉他琴歸還給海泉。海泉懷抱著希望在路口整整等了3個多小時，等啊等，等啊等，最後十分掃興地回了家。進了家門，倒在床上，海泉整夜沒有合眼。
海泉和朋友們在酒吧唱歌，有時老板無緣無故的欺負演出的樂隊。原因可能隻是老板心不順，他有氣兒沒有地方使，這些樂手和歌手就成了他的出氣筒。甚至設備壞了，也誣賴是他們給整壞的，讓賠錢，不賠錢不行。
我和家人有時說到海泉這些坎坷經曆，有些事兒，比如像把貴重的吉他琴落在出租車上，等等，我們是從電視訪談節目裏了解到的，可海泉從未和我們說起過，他對家長從來是報喜不報憂。我們問海泉，為什麼不與爸爸媽媽說。海泉笑道：不是不願談，本身我就沒覺得是苦，也不覺得為難。他就是這樣一個樂天派。
海泉說：在首都被認可了，才有可能在全國被認可。他說的真的很對。羽泉的成長和成功，讓我堅定了一個感悟，那就是首都的重要。首都就是首都。首都，肯定是一個國家的政治中心，是不是經濟中心我說不準，但肯定也是一個國家的文化中心。一個歌手，一個藝人，能不能在首都紅，在首都火，決定了他能不能在全國紅，在全國火。為什麼那麼多能人都往北京跑？為什麼總有一支信念堅定、意誌剛強、人數眾多的“北漂”大軍呢？改革開放初期，我在沈陽軍區政治部做文化處長，業務範圍裏就有服務和管理專業文藝團體的工作。軍區一位著名歌手，千方百計要去北京發展，而且是總部要調她去，她一點也不留戀沈陽。我對她說，你是沈陽軍區培養成長起來的，在沈陽軍區受到如此的重視，而且絕對是一根台柱子，為什麼還不滿足，還要去北京呢？北京人才那麼多，你去了未必能站頭排。她說，北京機會才更多啊。她說了一個假設，說假設外國來了一個總統，他來訪華，到了北京，中央需要組織一個小規模的演出，馬上就會在首都文藝團體裏找人去了，你再有名，能用專機來接你到北京表演嗎？來得及嗎？
當初海泉也說過這樣的話，他說：“我們最開始能體會到受歡迎隻是在北京。而且我覺得如果在北京沒有受歡迎的話，在別的地方當然也不可能。”北京的電台播放羽·泉的歌，打榜能打到前麵去，就是一種認可。他們的《最美》在北京文藝台中國音樂排行榜奪得了冠軍，影響非常之大。羽·泉的音樂確是從北京推向全國的。北京認可之後，再一個地方、一個地方推廣，這樣的路子就非常之順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