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盛彤笙先生（1911耀2011）誕辰一百周年。盛老是我國著名的獸醫學家、微生物學家和教育家，是我國現代畜牧獸醫科學教育的開拓者，新中國第一批學部委員（院士）。他是我在中央大學就讀時的老師，西北畜牧獸醫學院的領導。他專業獸醫微生物，我專業草原。專業相距甚遠，但卻結了不解之緣。
1950年，我大學畢業後第二年，應盛老之邀，來到蘭州，整整一個甲子，六十年了。其間曆經多少人間風雨，我與盛老時聚時散，包括生離死別這樣的大事，但似乎我們從未分離。尤其在“文革”以後，他生命的最後十多年，我們一起參加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組評審會、《中國大百科全書》編審會、農業部學術委員會，以及某些項目的評審、鑒定會，專業座談會等等，聚會頻繁。尤其我們同為第五、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每年政協開會，必聚首北京，我們同吃、同住、同遊，會上會下，開懷暢談。最使我永生難忘的是1980年夏，我受農業部科技局委托，在廬山舉辦全國草原科學講習班，講習班結束時，奉盛老召，從九江乘船東下，繞道南京，在盛老家中小住三日。我有機會與盛老朝夕相聚，貼心交流。這正是他生命的最後時光，飽經風霜，充分咀嚼人生百味的晚年。能與盛老頻繁接觸，使我如渥甘霖，受益良多。他離開我們已經四分之一個世紀了，但我經常想到他。他的為人、治學，都是我的榜樣。每當什麼事件發生時，我總是想到兩個人，偏於社會人文科學的，多想到先家兄繼愈。偏於學科專業的，多想到先師盛老。我總會問自己，如果他們還在，麵對這件事他們會怎麼想、會怎麼做？我的想法、做法是否符合他們的心意？
盛老舉手投足，一思一念，都是我心目中自省的鏡子。盛老這麵鏡子洞徹人生鵠的，直奔自己的終極理想，並指明為到達此理想的行為準繩。這樣清晰而高遠的行為準則，往往使他顯得有些特立獨行，出乎“常理”。
他早年留德，1936年取得醫學博士學位。此後，卻出人意料，他又攻讀獸醫，於1938年取得獸醫學博士學位，而且之後一直以此為業。常理，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以他的留德醫學博士頭銜，立足上流社會，遊刃有餘。而他卻“倒行逆施”，在取得醫學博士學位以後，自趨“下流”，改攻獸醫。因為他有一個夢想。他父親是中學的書記員，收入微薄，家境清寒，孱弱多病而早逝，他自己身體也不好。他認為國人食物構成中，動物性蛋白質太少，以致體質孱弱，被人稱為“東亞病夫”，難以強國。他要用他的科學知識促進國民的食物結構的改變，要國人多吃肉，多喝奶。為達此目的，他用自己的獸醫專業作為切入點。
在抗日戰爭那樣艱苦的條件下，全社會忙於救亡圖存，研究工作很難開展，研究氣氛難免有些低沉。他積極參加救亡工作，編輯專業刊物，承擔教學任務的同時，卻又堅持專業研究，衝擊科學高峰。他終於攻克了當時流行四川的水牛“四腳寒”病，實為“水牛腦脊髓炎”，發現了一種新病毒，成果在全球頂級刊物《科學》（《SCIENCE》）上刊布。這在當時如一道閃電，劃破抗日戰爭大後方的夜空。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大後方的知識分子紛紛東下，時稱“孔雀東南飛”。而他卻逆向西行，從南京中央大學來到蘭州，創辦國立獸醫學院。他的遠大理想是以此為契機，圓他的“改變國民食物結構”之夢，而且畢生以此為誌。他是研究獸醫的，卻把我這個學草原的引到西北，以積蓄科技力量，可見他誌存遠大。那時蘭州不通火車，市內連公共汽車也沒有，何況西北軍閥盤踞，社會文化氣氛極其惡劣。他曆盡艱險，到這裏辦學，是抱定“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決心來的。他來西北的時候還沒有結婚。解放後學院一度發展順利，他本人也當選為學部委員（院士）、全國人大代表。但好景不長，正當他在這裏專心致誌，播下科學種子的時候，卻收獲了一頂“右派”帽子。各類光環一擼到底，從此困頓終生。“文革”後雖已徹底平反，但光陰不再。
他堅持“改變國民食物結構”的夢想始終不渝，這是他特立獨行的另一表現。在那個“以糧為綱”的年月，“糧食不過關不能發展畜牧業”的論調已凝固為“鐵論”。但他堅持異議。“文革”後，某位領導在畜牧獸醫學會年會做總結發言時，重複此論。會議紀要中有“某某領導做了重要指示”一語，他起而反對，說“某某領導立論不當，不能把他的言論說成是‘重要指示’給以肯定”。1980年他領銜在《農業經濟問題》發表論文，公開提出牧業產值達不到50%以上，不可能實現農業現代化。現在這一認識已經被大多數人接受，但在當時卻算得是“石破天驚”的怪論。他雖曆經挫折，但發展畜牧，“改善國民食物構成”的誌向終生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