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清政府開始向西方列強各國派出留學生，尋求科學救國之道，美、日、英、法等國成為留學的核心之國，而以理工、軍事、教育著稱的德國更是中國精英的薈萃之地。留德期間，盛彤笙通過他一位遠親朱江戶，結識了在柏林的喬冠華、王炳南、江隆基、陸達等一批中共人士，這些人後來都成為新中國外交和教育戰線的傑出人物、職業革命家。當時正是希特勒統治時期，共產黨無法公開活動，他們通過黨的一個外圍組織———反帝大同盟，進行半公開的活動。1935年，盛彤笙和同時留德的好友屈伯傳加入其中。在盛彤笙的檔案中，還留有這樣的一紙證明，“文化大革命”的1968年，他所在的單位外調，曾找過時任外交部辦公廳主任、後任副部長的王炳南同誌，了解盛彤笙在留德期間的情況，王炳南證實：
“盛彤笙在德留學期間，參加了需經介紹並履行通過手續的‘反帝大同盟’及‘旅法華僑抗日聯合會’這兩個反蔣抗日組織，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盛彤笙和王炳南、喬冠華等保持了真摯的友誼。1946年5月，中央大學從成都遷回南京，當時國共兩黨正在進行和談，王炳南同誌為中共和談代表團的發言人，常駐南京。盛彤笙和他在德國分手後又得以在寧聚首，過從甚密，有時間還經常上上館子，暢談一番。1947年3月下旬的一天，《中央日報》發表一條消息：“和談破裂，政府驅逐中共代表團於明晨飛返延安。”盛彤笙當時正在南京繼續給學生講授未上完的課程，他當時懷著不知何時才能再見的心情，於傍晚時分前往梅園新村送別，想為他們餞行。王炳南見後，十分駭然，說：“你好大膽子，今晚還敢上館子？我們的四周都被特務包圍了，你現在出去都困難了。”不料盛彤笙鎮定地說：“你們為民族奔走，為和平呼號，不懼安危，你我同窗之誼，君子之交，危難之際，當知交情，能有不送之理！”王炳南聽後十分感動，緊握著盛彤笙的雙手，連聲說：“你是個仁義君子！政府驅逐中共代表團，你卻冒險上門，為我們餞行，說明我們並不孤立。”當時幸虧還有兩個澳大利亞記者在樓上采訪，王炳南在他們辭行時，讓盛彤笙坐在他們的吉普車後麵混出去。臨別時，盛彤笙問道：“你估計我們何時可以再見麵？”王炳南滿懷信心地說：“全國人民要求和平，但國民黨一定要同我們打嘛！他們的士氣一點都沒有，怎麼打？我們很快就可以重見的。”他坐的車子走到辦事處的大門口，便有五六個特務蜂擁而上，放過了澳大利亞記者，集中盤問了他的姓名、身份、來訪目的等，並讓他在本子上親自寫了下來，他據實說明了與王炳南是留德同學，特來此送別的，才被放行，但事後還是長期受到特務的盯梢和監視。果然不出王炳南所料，兩年多後，南京即告解放。1950年冬盛彤笙到北京開會，又與王炳南，還有喬冠華、江隆基、陸達等人再度聚首。
當年中共地下黨在巴黎還出版了一份《救國時報》，這是我黨在歐洲的一份重要報紙，在華僑和留學生中影響很大。因為留德學生的經費比較充足，一個留學生的費用，相當於德國一個講師的待遇，盛彤笙經常捐贈節餘的留學經費辦報，宣傳抗日主張。
20世紀30年代留德的中國學生並不多，住在柏林的中國人很有限，所以基本上大家都互相認識。當時國民黨政府駐德使館組織了一個官辦的“中國留德同學會”，所有留德學生都是會員，其中的成分十分複雜，形成了左、中、右三派，各種政治傾向進行著尖銳的鬥爭。一次開會討論國內時局時，以盛彤笙為首的左派同學堅決主張團結抗日，而右派中的“藍衣社”學生則堅持“攘外必先安內”，在激烈的辯論之後，演變成互相用投擲茶杯和墨水瓶的武鬥來捍衛自己的主張。據盛彤笙自己評價，如果說在中央大學參加學潮還屬於一種自發的“反叛”性質，那麼在德國參加黨的外圍組織的活動，就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一種有組織的行動了。
留德期間盛彤笙還遇到這樣一件事，使他深受啟發。有一位生意做得很成功的中國商人，從國內組織了一個雜技團到德國演出。首演那天，這位商人留了最好的包廂招待幾個在柏林的中國留學生，盛彤笙也在其中。開演前幾分鍾，忽然下麵坐池裏的觀眾騷動起來，人們紛紛起立向他們包廂的方向張望，幾個中國人覺得奇怪，不知所以，也左顧右盼，才發現人們是在看隔壁包廂剛進來的幾個人，而當中的一個正是希特勒。人們向希特勒歡呼，久久不肯落座，希特勒隻好站起來示意，讓觀眾坐下來。當時德國人對希特勒的崇拜到了狂熱的地步，導致他的極端獨裁，沒幾年就把這個國家引向了劫難的深淵，並讓世界上許多國家付出難以想象的代價，可見受多數人擁護不見得一定正確。以後盛彤笙曾引用過一位名人的話：“德國人作為個人，個個可敬（指一般德國人誠實、勤懇、認真的品格），作為一個民族，實在可悲（發動了兩次世界大戰，均以失敗告終）。”他覺得，再優秀的民族，若由狂人領導，後果總是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