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學院舉行了一次報告會，有位講師給學生作學術報告，盛彤笙在下麵聽了一會兒，很不高興，轉身而出，抱了一摞書回來，走到這位講師的麵前說：“你看看你在胡說些啥？”
1951年，《國立獸醫學院校刊》上發表了一位獸醫內科學教授的學術論文，他在文章中形容馬患破傷風，兩耳緊張豎起時，說成是兩耳“垂起”。盛彤笙看到後，在這篇文章的旁邊批了一句話：“垂者下也，起者上也，請問垂起是什麼意思？”
以上兩件事在國立獸醫學院初創時期廣為流傳，從中可以看出盛彤笙在學術上的嚴格要求，他決不允許那種似是而非、模棱兩可、不懂裝懂、淺嚐輒止的學術行為。雖然搞得當事人下不了台，很傷自尊，一時難以接受，但對所有的教師都是一個警示：做學問來不得半點馬虎和粗心，必須嚴謹認真，孜孜以求。否則，獸醫學院的講壇上就沒有立足之地。
在治學上，盛彤笙自己就是典範，從來都是一絲不苟，精益求精。1941年在成都時，他撰寫了《獸醫細菌學實驗指導》一書，初稿出來後，他沒有立即付印，而是先讓助教朱曉屏按“指導”全麵做了一遍，感覺沒有什麼問題，方才定稿，於1942年印刷發行，同行稱這本書“是我國第一部高等院校獸醫專業自編教材，可與人醫細菌實習媲美。”在以後的12年中，三次進行修改，方才成為農業院校獸醫專業正式教材，真是“十年磨一劍”。難怪有的教師說，不要看現在寫的書厚厚的一本，裏麵有用的東西不多，真正做起來，還得找過去的老教材。
我國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有一句這樣的名言：“所謂大學者，非僅為多數學生按時授課，造成一畢業生之資格而已，實以是為共同學術之機關。”著名學者胡適先生也曾經說過：“學問是鑄器的工具，拋棄了學問便是毀了自己。”民國時期的教育大家都認為學術是個人自立、國家富強的根本，一個人不研究學問，就難成大器。所以，國民政府的《大學法》，將大學定位在“研究高深學問的機關”。盛彤笙和這些教育界的宿耆一脈相承，堅持以學術研究為使命，惟學是求。
辦學伊始，獸醫學院沒有任何物質基礎，但沒有降低盛彤笙對教學的要求，他與蘭州大學醫學院建立了教學關係，共同商定生物化學教學合作辦法，教師相互兼課，儀器設備共同使用，這樣兩校的學生都能享受到最好的辦學資源。蘭大的楊浪明教授一直上獸醫學院的生物化學課，而盛彤笙、郝逢教授兼授了醫學院的微生物課和生物化學課，他們的講課大受學生的歡迎。
建校初期，社會動蕩，人心不安，但盛彤笙心如止水，堅持每周三舉行一次學術報告會，千方百計請國內外的學術大家和國際名流來校講學，培植深入研究學問的風氣。
下麵是新中國成立前三年邀請學者來院參觀並講學的部分記錄：
1948年3月3日，聯合國衛生工程師毛裏爾博士學術報告會；
同年，衛生部細菌學專家湯飛凡博士來蘭視察，在學院作“獸醫與人醫關係”的報告；
世界衛生組織防癆專家勞禮博士、前衛生部長劉恒瑞、美國醫藥援華會會長格古森等來院參觀，和師生一起交流學術，並贈送相關書籍；
在1948年7—8月間，組織學生參加聽取了蘭州大學醫學院舉辦的“藥物治療學之最新進展”“中國之疥瘡”“霍亂之免疫及預防注射問題”等10場學術講座，稱“主講人均為醫界名流，內容極為精湛”；
1948年8月9日，大學者顧頡剛來校作學術報告，並賜字留念。顧頡剛，曆史學家，曆任中山、燕京、中央、複旦等大學教授；解放後任中科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主持標點《資治通鑒》、二十四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