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經濟建設的全麵展開和難以為繼的牧區現狀，對畜牧獸醫人才的需求越來越迫切。1952年，盛彤笙在西北局畜牧部搞了一個規劃，在未來三年內，需要各類畜牧獸醫技術幹部5350人，而已有的幹部不足1000人，還需要補充4300多人。按照目前的教育現狀，大西北的兩所學校一年畢業幾十個學生，要撒到遼闊的牧區，即使學業再精，也難建奇功。現實的情況是，牧區日益猖獗的疫情不等人，國家經濟建設迅速發展的形勢不等人，盛彤笙作出快速反應，打出了短平快的“組合拳”：在辦好本科班的同時，增設專科班，同時大力舉辦各種類型的短訓班，學習最實用、最迫切的獸醫技術，應急牧區，以解燃眉之急，從而在中國開創畜牧獸醫職業技術教育之先河。
早在1949年冬，麵對牧區嚴重的疫情，學院就開始舉辦防疫人員訓練班，連續4期，每期招生50多人，共培訓219人，“授以畜牧獸醫實際應用知識和技術，畢業後由畜牧部派赴各省、縣畜牧獸醫主管部門或畜牧場、配種站及防疫站工作”，為大規模開展防疫工作準備了人才，對當時防治和撲滅牛瘟、口蹄疫等烈性傳染病起到了重要作用。
當年家畜傳染病和寄生蟲病流行猖獗，而要進行防治，首要的問題是診斷和查找病因。西北畜牧部要求西北五省、區建立省級獸醫診斷室，給經費、給編製、給人員、給設備，人員培訓的任務交給西北獸醫學院，辦專題獸醫診斷班。
1952年夏，獸醫實驗診斷人員訓練班正式開班。由每省區選派2名大學或專科獸醫專業畢業、工作兩年以上的人員，共10人，來院培訓。先學習傳染病防治，掌握在疫病發生時如何進行微生物學診斷。學院專門抽出微生物教研室的廖延雄教授講課和帶實習，又從當年的畢業生中抽調出沈正達和一名工人，協助教學工作，擬定了教學計劃、進度和內容。由於沒有現成的教材可以完全采用，廖延雄就根據自己的學識和經驗，他一麵口述，沈正達一麵記錄，然後再進行整理。當年沈正達在學生中以記筆記快而出名。他們一般是晚飯後用兩個來小時寫講稿，廖延雄稍作修改後，即由沈正達刻鋼板蠟紙，校對一次後，交給油印室，當晚必須印出來並裝訂好，次日早上八時發到學員手中，每天工作都在10小時以上。經過半年的培訓，結束後回去建立診斷室，購置設備，開展工作。當年油印的講義雖然不好看，但很管用，許多學員反映在實際工作中都派上了用場。
內蒙古自治區不屬於西北大區，得知西北辦了獸醫實驗診斷人員訓練班，自治區農牧廳的負責人專程來到西北畜牧部，要求為內蒙古也辦這樣一個班。於是一個月後，為內蒙古辦了一期12人的班。後來自治區的各旗也要求培訓獸醫實驗診斷人員，學院接著又辦了一期，人數也不斷增加。甘肅省畜牧廳有“近水樓台先得月”之便，要求學院為省內各專區舉辦學習時間為一年的獸醫實驗診斷班，學院自然照辦。課程除了微生物診斷，還增加了寄生蟲診斷、毒物化學診斷等內容，連續辦了2期，人數增加到每期50人。有了前幾期的經驗，後麵的準備工作更充分了，講義都是提前打印裝訂好，學習前就發到學員手中，培訓效果更好。盛彤笙當年的這一舉措，幾年中大見成效。1957年，甘肅省在各專區、自治州建立起10個獸醫診斷實驗室，在縣鄉建立獸醫站、所上千個。西北各省區都在縣旗設立獸醫診斷實驗室，這樣一來，常見的傳染病就地即可以確診和防控。僅這樣一個措施，加之科學管理的跟進，三年多時間就一舉扭轉了畜牧業生產的被動局麵。
除上述兩種類型的短訓班外，西北畜牧獸醫學院還連續舉辦了以下班次的畜牧獸醫技術培訓：
1950年，為西北地區各省區和內蒙古自治區的在職幹部196人舉辦了二年製獸醫技術訓練班；
1951年受西北畜牧部委托，先後舉辦了畜產品檢驗人員訓練班、羊病講習會各一期，培訓學員100人；
1952年，舉辦畜牧獸醫初級民族班一期，培訓60人；
1953年，為青海省畜牧廳舉辦了一期家畜寄生蟲病講習班，培訓29人；
1954年，為西南地區舉辦了為期一年的牧草訓練班，培養牧草和草原工作的專門人才50人；
1955年，附設畜牧獸醫幹部輪訓班開學，學員90人，學製一年；
1956年，開設三年製的藏訓班，先後3期，培訓200人。
一個小小的獸醫學院，人還是那幾個人，房還是那幾間房，在承擔繁重的本科、專科學生教學任務的同時，在短短的幾年中，為新疆、西藏、青海、甘肅、寧夏、內蒙古等省、區培養各民族畜牧獸醫人才1200多人。一批批的土獸醫、土秀才，迅速成為掌握現代獸醫技術的科技人才。他們活躍在萬裏牧區，風餐露宿，不避艱辛，廣施仁術，拯救蒼生。以時下的眼光來看，人數不多，不像現在一個學校動輒就是畢業數千人，但當時這些人可都是學了實實在在的本領，一下去就是能解決實際問題的高手，大西北的各種牲畜烈性傳染病，就是在他們手中消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