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袤的草原，遼闊的地域，大西北幾千年來一直是祖國的天然牧區。《史記·貨殖列傳》曾讚西北隴東一帶畜牧業發達，“畜至用穀量馬牛”，因為馬牛多得不可勝數，隻有用山穀來計量，並稱“畜牧為天下饒”。畜牧業是西北地區的主要產業之一，不僅人民生活對畜產品的依賴非常迫切，而且1949年前後的相當一段時間，國家的出口貿易中畜產品如羊毛、豬鬃、腸衣、雞蛋等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新中國誕生以來，從中央以至地方無不對發展畜牧業給予極大的重視。西北軍政委員會彭德懷主席在多次的報告中指出，西北的經濟建設當以發展農業和畜牧為主。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習仲勳認為，“民族工作和畜牧事業是西北最重要的兩大實際問題。”1950年1月，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張治中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建設大西北，要做好三件事：交通、水利和畜牧。交通搞好了，地下的蘊藏才可能獲得開發；把水利搞好了，農產品就可能增加，以便積累資本，發展工業；畜牧，這是西北的特產，它具有遠大的發展前景，這三者構成了一幅康樂的圖畫。”
盛彤笙在對獸醫學院的學生入學講話時，也談到西北畜牧的重要地位：
“在中國的畜牧事業中間，西北陝、甘、寧、青、新五省又占著特殊的地位。西北家畜的數字，估計羊和駱駝約各占全國的三分之二，馬、驢、騾約合占全國的五分之一，牛約占全國的七分之一，這是因為西北水牛很少的緣故。僅有豬和家禽兩項，前者因為宗教關係，後者因為西北沼澤缺乏，為數較少。豬約占全國3.7%，家禽約占全國2%。在西北的總麵積中，約有一半可作牧地，比起已耕地來要超過20倍，比起可耕地來也要超過10倍以上。西北人民的收入，一般約有40%是從畜牧而來，在兄弟民族聚居的地區如新疆省，則在70%左右，在純牧區幾乎是100%，由此可見西北畜牧事業在全國的地位和在西北五省國民經濟中的重要了。”
大哉斯言，大西北的畜牧業，無論是對中央或者地方來說，實在是太重要了。談論我國西北問題，無論是從政治角度或者經濟角度，都不能離開畜牧業，猶如論及我國經濟建設不能離開農業如出一轍。畜牧業關乎整個西北人民的生活，畜牧事業亦即是廣大西北區域主要的事業。1949年以後從一定意義上說，西北畜牧問題的解決，即為西北經濟問題的解決。所以，西北軍政委員會一成立，中央政府就特別批準設立了有史以來全國第一個畜牧部，主持整個西北的畜牧改進事宜和獸疫防治工作，充分顯示了黨和政府對於西北畜牧事業的重視，也為西北畜牧業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前景。
但當年整個西北畜牧業的現狀實在不容樂觀。教育基礎的薄弱、技術人員的缺乏、設施裝備的簡陋、牲畜疫病的猖獗等諸多方麵都嚴重地製約了畜牧業的發展，使廣大農牧民陷入極為貧困的境地。
更為可怕的是觀念上的守舊和習慣勢力的作祟。新中國成立前夕，一些畜牧獸醫界的學者紛紛來到西北牧區調查考察，他們既為這片遼闊的國土、水草豐美的土地興奮不已，但也對牧區“從事近乎原始時代式之牧畜生活”感慨良多。1945年，國立中央大學有個學者劉行驥曾作過這樣的描述：
“西北實際麵積約占全國總麵積1/3弱，人口5豫弱，平均密度每平方公裏16人，最稀者，尚不及一人！以此廣遍之土地，僅養活如此稀疏之人口，尚呈貧乏之狀態，其生活方法之不合理，與夫亟待改良，自不待言喻也。
西北各省人民，大都樸實貧苦，雖能耐勞，而較之東南農民，則實不如其勤敏，此中原因，不外生活艱難，圖存實易。蓋地廣人稀人民之生活，即感無需競爭之必要，自乏進取與改善之意誌。嚐觀東南農民，自春耕以迄秋收，田間勤力，幾無隙時，即冬令閑暇之日，亦必須從事於農家各種副業，以及明春耕耘之一切準備，終年勤勞幾難飽暖，手足胼胝，差免於饑寒。蓋人口繁密，而耕地有限，非如此不足以維持生活，一遇饑饉，則壯者散之四方，老弱者難免死於溝壑矣！回顧西北則其情形殊異，原此間土地廣大，且尚肥沃，無論耕耘或牧畜，生活遠易於東南稠密之區，年久成習，人民遂於無影無形之中，養成怠惰之習性，此論常非有所厚於東南之農民，而鄙夷西北之牧民也。蓋同屬同胞，事實如此，惟其習性怠惰，則冬日不藏，老幼不輿舍飼，以致營養不足，抗疾無力；唯其怠惰，則廄舍不整，病畜不予即時之隔離，馴至疫癘叢生，則大禍已成，莫可救藥矣。是以發展西北牧畜之道，首在提倡牧民之勤敏，宣導生產之辦法，庶幾能以言消極之預防，與積極之改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