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盛彤笙在闡述國立獸醫學院的“十大信條”時，說過這樣一段話：
“我們要用藝術的態度去欣賞環境的曲折。環境之艱苦處即是曲折處，亦即是興味處。如世態有炎涼，人情有冷暖，有時一事之來如迅雷震耳；有時一物之去如雲散天晴，若能以藝術的態度去欣賞，則任何困難的環境都可以視作一篇驚險的小說，一首委婉的史詩，一幅幽邃的圖畫，一章哀怨的樂曲，不獨不覺其苦，反而可以算是人生愉快的經曆。如‘顏回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而回也不改其樂’，就是最能以藝術的態度來欣賞人生和克服困難的例子。”
曆史仿佛要考驗他一樣，現在他也遭遇了“反右”、“文革”這種人生逆境，他將如何應對“環境的曲折”呢？
1969年，西北畜牧獸醫研究所的獸醫部分與中獸醫研究所合並，成立中國農科院獸醫研究所，盛彤笙隨之來到了該所。他一開始在所裏的第六研究室，也就是傳染病研究室負責，不久，又調到情報資料研究室任研究員。作為一名終生勤奮的學者，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惡劣環境中，他也一刻不停地學習和研究，發出自己的一份光和熱。
“文革”期間，盡管關“牛棚”，挨批鬥，盛彤笙想得更多的，還是獸醫事業的發展。他考慮到1959年翻譯的胡提拉的著作有點過時，又開始了翻譯東德貝爾等合著的《家畜的傳染病》一書。這部書實際上是《家畜傳染病學》的續編，約80萬字。在“文革”那人妖顛倒的年代，一個受批判、作檢查的“右派”的著作是不可能麵世的，一直到1981年，才正式出版。
獸醫研究所情報資料研究室是搜集、管理、利用中外文內部期刊、資料，為科研工作服務並積累文獻資料的機構。應所內各研究室的要求，盛彤笙代譯英、德科技文獻資料共約120多萬字，供科研工作參考，其中一部分在獸研所編輯出版的《獸醫科技資料》上刊載，為全國的獸醫工作者提供了最新的參考書籍和信息，這在思想禁錮的年代，的確意義非凡。他的書稿因淵博的學識、深厚的文字功底、流暢的文筆為出版家和同行稱道。曾經擔任《中國獸醫科技》《中獸醫醫藥雜誌》主編的楊若研究員回憶說：
“先生對工作極端負責，不容有絲毫差錯，他所撰寫的文章，均結構嚴密，觀點清晰。20世紀70年代我在蘭州獸醫研究所負責編輯書刊雜誌的工作，收到的稿件有些雖然可用，但有的很不嚴密，疏忽、遺漏之處頗多，須反複查證、修改。而先生提供的稿件，均言之有據；且文字優美，字跡清楚、端正，基本上可按稿付排。他編寫的信息資料，多能切中科研工作的關鍵，並具有啟發作用，其中有些至今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在翻譯國外科技資料的同時，盛彤笙還有意識地注重收集免疫學和流行病學兩個方麵的資料，準備晚年編著《比較免疫學》和《比較流行病學》兩本書的素材，作為自己的收官之作，可惜這些資料全都毀於1978年的一場大雨而未能如願。
坎坷的歲月，不公正的待遇，沒有動搖盛彤笙對祖國、對事業的赤誠。每當同事們為之鳴不平時，他卻說：“一切榮辱均屬身外事，隻有努力工作，才能對得起國家和人民，對得起知識分子的良心。”所以，隻要對事業有利的，他都不計個人得失，盡自己的努力做好。
“文革”後期，研究所的許多科技人員多年來疏於外語學習，不少花錢訂購的珍貴外文期刊閑置，無人問津，盛彤笙就譯成中文供大家學習。考慮到許多科技人員對國外獸醫科學研究動態及新技術、新方法缺乏了解，對今後承擔國家研究項目極為不利，經他倡議，所裏出麵舉辦專題講座，由他給科技人員講授國外幾種重要期刊的權威檢索方法，所裏重視科技情報工作的氣氛日漸濃厚。
即使在跌入人生穀底時，盛彤笙仍泰然處之，沒有消極，還在為青年成長付出心血。他指導年輕科技人員申請研究課題，親自修改申請報告；為青年科技人員作廣泛的谘詢，查找資料，解決了課題中的關鍵問題，即就是當年批鬥過他的人們也不例外，使大家受益匪淺。而且往往是一談到學術方麵的問題，他好像忘記了自己的身份和處境。有人感歎道：“盛先生學問廣博高深，應當主持國家攻關課題，如今卻做了一個代寫書信的高級測字先生，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