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琦
周恩來的最後歲月，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惡浪中度過的。在黨和人民陷於深重災難的日子裏，周恩來以常人難以想象的大智大勇和自我犧牲精神，麵對極端複雜的特殊環境，忍辱負重，砥柱中流，盡力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苦撐危局。
現在的中青年朋友也許已很難想象“文化大革命”時的情景，甚至認為有些事情是荒唐而不可思議的。有人往往會提出：周恩來為什麼不公開反對“文化大革命”？為什麼周恩來要執行一些明明是錯誤的東西？等等。
馬克思主義認為，一定要曆史地來考察鬥爭形式的問題，而不能脫離曆史的具體環境來研究問題，這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要求。用這樣的觀點來看，許多問題就比較容易理解了。
眾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毛澤東一直受到全黨全國人民的衷心愛戴，他在黨內外享有極高的權威。他對自己以為正確的重大決斷，決不讓步和妥協，而是要排除一切阻力去實現它。對他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周恩來也好，其他領導人也好，在當時情況下都難以反對。這種黨內政治生活中的不正常現象，是釀成“文化大革命”悲劇的主要原因之一。曆史的教訓值得我們認真思考，永遠記取。
人們對“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個認識的過程，包括周恩來在內。盡管最初對有些做法感到難以理解，可是仍以為它的目的是發動群眾，消除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某些陰暗麵。後來事情的發展遠遠超出了人們最初的預料。在廣大群眾特別是一大批青年中，已經形成一股狂熱的無政府主義思潮，來勢凶猛。周恩來曾試圖糾正青少年中的某些過火行為，但他深知這絕非輕而易舉能奏效的，隻能根據條件和可能，采取獨特的如魯迅所說的韌性的不屈不撓的鬥爭方式。“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來不止一次地強調對群眾運動必須“因勢利導”。可以肯定，這是他經過深思熟慮後所選擇的方針。而要做到這一點，又是非常困難的，需要高超的領導藝術和豐富的鬥爭經驗，需要原則性和靈活性巧妙地結合在一起。一位“文化大革命”史研究專家在對大量史料作了詳盡的考察之後，提出：“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公眾場合批評各種錯誤做法最多的黨內高層領導人，當屬周恩來。這也正是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從一開始就把周恩來視為他們篡黨奪權的最大障礙的緣由所在。此後，無論是在同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還是在同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周恩來都堅定地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上，表現出對黨對人民的赤膽忠心。
縱觀“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周恩來同毛澤東在不少問題上的想法、做法是有差別的，有時甚至是很大的差別。就周恩來而言，他一方麵必須處處維護毛澤東的威信，適時地、恰當地對毛澤東的指示作出全麵解釋、補充修訂，或者在執行過程中加以完善；另一方麵，他又要抓住有利時機，提出正確的口號、措施和意見，見縫插針地、千方百計地加以貫徹。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他不能不說一些違心的話、做一些違心的事。但是人民諒解他。畢竟曆史為他留出的回旋餘地太有限了！周恩來為人做事一向光明磊落，遇到這種情況，他內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這裏需要著重指出：立黨為公、相忍為黨，這是周恩來畢生所恪守的信念。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他都始終堅持黨和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在“文化大革命”這種特殊環境下，黨和人民的利益要求維護大局、避免分裂、保持統一，在這個前提下，努力減少損失，為撥亂反正創造條件。如果黨分裂了，國家分裂了，軍隊分裂了，後果將不堪想象。鄧小平說過，“文化大革命”中，由於“有毛主席、周總理等老一輩領導人的威信，說是‘全麵內戰’，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內戰並沒有出現”。因為當時黨還起作用，國家權力還起作用。在周恩來的一生中，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當中，他用自己全部的智慧、信念和忠誠，竭盡全力地維護了黨的團結和統一。這對於我們曆盡坎坷卻依然存在和發展壯大的黨及其領導的國家和軍隊來說，又是多麼難能可貴、多麼重要和幸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