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就在譚震林等人受到尖銳指責後不久，周恩來在中央召集的介紹省級“奪權”經驗的會議（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亦在場）上，繼續闡明他對“奪權”問題的一貫看法，指出：自一月號召奪權以來，不管有沒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都起來“奪權”，這樣，全黨全國還成什麼樣子？怎麼解釋毛主席的偉大紅旗占統治地位？這不等於把我們黨十七年的偉大革命和建設成就都抹殺了嗎？不能這樣，邏輯上也站不住嘛！談到中央國家機關奪權時，周恩來重申：不是所有的部長、副部長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還有好的；（造反派）有的權掌多了，要加以限製。現在有人要奪中央的大權，外交大權也要奪，財政大權也要奪，還要奪軍事大權。這些部門的權力屬中央，誰也不能奪！不僅各部委黨委、黨組領導要抓日常工作，就是司局一級幹部也不能統統“靠邊站”，整個業務係統還是要由這兩層領導來抓。會上，周恩來還表示不讚成“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的提法，認為這不利於正確對待犯錯誤的幹部。
此後，周恩來又多次強調：“我們不能說所有的第一把手都是走資派，這還沒定性。”“不是所有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都是走資派，即使是死不改悔的、已經點名的，也應有所保留，要給他機會允許改過。”“要解放一些有能力、有經驗的，雖然犯了錯誤但能夠改正錯誤的老幹部”。
1968年10月，林彪、康生等人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再度掀起批判所謂“二月逆流”的高潮。會後，各地各單位以貫徹“全會精神”繼續開展對“二月逆流”的批判。這一年12月，黃永勝主持的中央軍委辦事組將一份反映徐向前最近思想狀況的材料（認為徐思想問題未解決，主張進一步批判徐及其家人）報給毛澤東、林彪、周恩來。29日，周恩來批告：建議軍委辦事組派人找有關同誌談談，“不要搞得過於緊張，防止意外”。翌年1月初，毛澤東對此批道：“所有與二月逆流有關的老同誌及其家屬，都不要批判，要把關係搞好。”鑒於陳毅、聶榮臻、李富春、餘秋裏等所在單位和係統也都發生要求批判“二月逆流”的情況，周恩來批準將毛澤東對徐向前的批示內容迅速下達，進而製止了在國務院機關對“二月逆流”批判的擴大和升級。
在極端險惡的環境裏，周恩來同林彪、江青一夥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針鋒相對的鬥爭，為黨和國家保存下來一大批老幹部。“文化大革命”期間，這些有著豐富經驗的老幹部在生產和業務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75年1月四屆人大產生的新的國務院裏，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又重新恢複了行政職務，成為領導國家經濟建設的中堅力量。
四、安排計劃，總攬全局
建國以來，周恩來領導的國務院一直把主要精力用於經濟建設。而經濟建設方麵周恩來最重視的工作之一，就是製訂國民經濟年度計劃和五年發展規劃。“文化大革命”以前，對每個年度計劃和五年規劃，周恩來都充分調研，反複研究，擬訂方案，留有餘地，認為穩妥可靠後才報送黨中央批準執行。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國家計委等起草和執行國民經濟計劃部門的業務工作被徹底打亂，基本處於停頓狀態。在周恩來臨時安排下，1967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在1966年11月召開的全國計劃和工交會議上討論擬定，並經周恩來審查同意後上報中央。但是，由於林彪、江青一夥的幹擾破壞，中央一直沒能批準下達該計劃。為使1967年的任務生產不致中斷，有關部門隻能分地區、分行業，甚至按廠礦單位來下達任務指標。隨著“打倒一切”、“全麵奪權”的加劇，國家計委的業務工作已無法正常進行，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轉麵臨失控，尤其關係國民經濟命脈的鐵路運輸和煤炭生產更是首當其衝，每況愈下。
1967年5月底，因派性爭鬥，造成京廣、津浦、隴海、浙贛四條鐵路幹線均處於半癱瘓狀態，僅徐州一處，就停開貨車69列，致使包括國際列車在內的客貨運輸無法正常運行。此後不久，全國除東北外整個鐵路交通中斷（東北鐵路亦多處堵塞）。由於煤炭運輸發生困難，工業用電甚至城鎮居民用電都時常停斷，損失巨大。與此同時，因中外船隻無法按期裝卸貨物，使得沿海沿江許多港口、碼頭的貨物堆積如山。國內工業生產的停滯和破壞，造成不少援外項目也被迫停產、下馬，國家的信譽受到嚴重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