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不僅是因為這些單位和部門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便首當其衝，並長期為江青等人所嚴密控製；同時也是由於生產“精神食糧”工作者的特性，決定了這場鬥爭的難度。對於經曆了數年動亂之苦的廣大知識分子來說，思想認識上的顧慮和障礙是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解決的。例如，1971年經張春橋、姚文元定稿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中提出的“兩個估計”（即“解放後17年，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原有教師隊伍中的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如同兩副巨大的精神枷鎖，令廣大教師透不過氣來。
為此，1972年的7月下旬，時任北京大學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副校長）的周培源直接上書周恩來總理，向中央反映了該校教師中的各種思想狀況，引起周恩來的高度重視。
8月初，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一次大型會議上提出：各單位都要好好批透極左思潮；“關於這個問題，如果我們不好好做工作，還要犯錯誤。”他特別重申：“各部門應該把老幹部解放出來。”
隨即，周恩來身體力行，親自從教育、科技、宣傳等部門入手，具體幫助廣大幹部和知識分子力排幹擾，掃除障礙，推動批判極左思潮鬥爭的深入。
周恩來親自領導和推動各個領域、各個單位批判極左思潮的舉動，引起與“文化大革命”命運攸關的江青一夥的極大恐慌和仇恨。
同年9月，姚文元居心叵測地一連幾次刪去由周恩來審定的國慶社論稿中“批判極左思潮”的字句。
10月，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對根據周恩來多次指示，由《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發表的批極左的文章橫加指責，無限上綱，稱之為“一股修正主義的回潮”。
11月底，在外交部的一份報告上，江青、張春橋又再次對“批判極左思潮”發出詰難，他們竟然揮筆質問周恩來：“批林（彪）是否就是批極左和無政府主義？”“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時也應著重講一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雲雲。實際上是挑明了這場鬥爭的實質，即：批極左不是維護“文化大革命”，而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12月中旬，正當周恩來與江青一夥之間在批極左問題上的鬥爭相持不下的時候，毛澤東親自出麵對爭論作出裁定，提出：極左思潮要“少批一點”，當前主要應該批林彪的“極右實質”。
至此，周恩來領導推進的持續了一年多時間的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便被迫中斷。
從事情的內在聯係上看，周恩來領導推進的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和鄧小平複出一事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如前所述，對周恩來而言，“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廣大老幹部，落實黨的幹部政策，正是他提出的批判極左思潮的重要方麵之一；而鄧小平的複出，無疑也將對這場鬥爭產生極為有利的巨大影響。
而對江青一夥來說，凡是不利於“文化大革命”名聲的事情，都必須堅決反對，其中，不僅包括批判極左思潮，也必然包括“解放”大批老幹部，特別是“黨內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
隨著批判極左思潮鬥爭的起伏，在“解放”鄧小平的問題上，便悄悄地集中了黨內對於“文化大革命”認識上的種種矛盾和衝突。這樣，雖然有了“最高指示”（即毛澤東關於鄧小平的評價和批語），周恩來也抓緊舉行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這個問題，但終因江青等人的消極態度而難以很快取得結果。
在批判極左思潮不斷受阻的情況下，“解放”鄧小平這件事似乎就這樣無聲無息地過去了。
就在毛澤東關於鄧小平問題的批語被“擱置”了4個月之後，1972年12月18日，周恩來提筆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分管幹部審查工作的紀登奎、汪東興二人：
昨晚主席麵示，譚震林同誌雖有一時錯誤（現在看來，當時大鬧懷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誌的局勢所激成的），但還是好同誌，應該讓他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