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把我推上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曆史任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召開的唯一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從1970年3月籌備工作開始，到1975年1月大會正式召開，曆時近5年時間。其間，在老一輩革命家領導下，中國共產黨勝利地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政變陰謀，並同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進行了艱巨的鬥爭。四屆人大確定的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的新的國務院領導班子，是黨內正義力量與邪惡勢力反複較量後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它對於當時以及後來黨和國家的前途，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重申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極大地鼓舞了全國各族人民的鬥誌，成為周恩來留給中國人民的政治遺囑。
周恩來在這特殊時期主持黨和國家的日常工作，並以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為重，堅韌不拔，持續奮鬥，在關鍵時刻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為國家、為民族作出曆史性的貢獻。
一、長達10年的等待與籌備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關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任期的規定，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本應於1968年至1969年內召開。然而，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嚴重打亂了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國家主席劉少奇未經任何法定程序，便被撤銷了一切職務，最後含冤去世。周恩來領導的國務院及其各個職能部門，也遭到空前的衝擊和破壞。“文化大革命”發動不到一年，在任的15位副總理（不含已去世1人）中，就有8人被打倒，3人“靠邊站”。國務院所屬幾十個部、委、辦的主要負責人，大都被“罷官”或“靠邊站”，有的部長被迫害致死。全國人大的常設機構人大常委會，也因法紀廢弛、機構癱瘓、眾多領導人被打倒而無法行使職權。在1969年召開的中共九大和九屆一中全會上，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林彪、江青兩個集團竊據了黨中央的許多要職，並開始暗中的鉤心鬥角。在這種情況下，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的問題一直沒有提到議事日程。
1970年3月，國內局勢趨於平緩。在武漢的毛澤東提出關於召開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的意見，同時還提出改變國家體製、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毛澤東的意見，表明他力圖結束“文化大革命”的混亂狀態、盡快恢複國家機器正常運轉的願望。但是，事情的發展並不以人的主觀願望為轉移。在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上，林彪出於他不可告人的目的，表示了同毛澤東相左的意見，進而給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投下陰影。同年7月，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確定：8月中旬基本完成四屆人大文件起草和其他準備工作，8月下旬召開九屆二中全會，同年國慶節前舉行四屆人大一次會議。
然而，憲法修改草案討論過程中關於“國家主席”以及所謂“天才問題”的爭論，卻釀成九屆二中全會（廬山會議）上一場你死我活的“大廝殺”。野心日愈膨脹的林彪一夥，看準四屆人大進行權力再分配的機會，借廬山會議發難，煽惑與會中央委員接受他們的意圖。毛澤東識破了林彪的圖謀，在會議期間揭露和批判了投靠林彪集團的陳伯達。盡管中央全會上爆發了一場嚴重鬥爭，會後發表的公報仍引人注目地公布了關於召開四屆人大的“信息”。隻是由於廬山會議暴露出來的問題還遠沒有解決，四屆人大的準備工作實際上已暫時擱置。
廬山會議後，林彪一直敷衍毛澤東和周恩來，始終不作自我批評，黃永勝等人也一字不提林彪的錯誤和責任。1971年3月在林彪授意下，林立果及其同夥在上海秘密製定出政變計劃《“五七一工程”紀要》，企圖武裝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這個《紀要》的出籠，標誌著林彪這夥黨內宗派勢力決心與黨和人民為敵，成為徹頭徹尾的反革命陰謀集團。同年8月中旬，在周恩來主持下開始恢複四屆人大有關準備工作。9月8日，中央政治局原則通過《四屆人大籌備工作文件》。就在這一天，獲悉毛澤東南巡談話內容的林彪向林立果等人下達了反革命政變手令，妄圖殺害毛澤東於巡視途中，未遂後又策劃南逃，最終倉皇北叛。9月12日晚，周恩來得知林彪一夥的不正常舉動，即全力投入處理林彪事件的緊張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