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到、申不害、商鞅都被認為是戰國時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似乎他們的區別僅僅在於側重點的不同。其實，他們當中，隻有商鞅注重於立法、行法，改革的舉措都用成文的法令宣示全國。因此，作為法家，商鞅才可以說是真正名實相副。
商鞅主張“緣法而治”，也就是依法治國。他認為，依法治國，整個國家就有了判斷是非的準繩，建立起正常的秩序，國家才能保持穩定，才能得到發展的基本條件。
商鞅認為：“有主無法，與無主同，”君主進行統治，是離不開法的，君主的統治，就是按照法律行事。英明的君主必須立法分明。“明主慎法製”，商鞅要求君主治國理政要以法律為準繩。他要求“君好法”，但又說“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法應當是君臣共同遵守的原則。
以法治國，國家政治有法律指導，也多少受到法律的製約，這無論對誰而言，總要比無法無天要好。盡管商鞅也主張專製的君主權力，但按照他所設計的體製，君主畢竟不可能一個人代替整部國家機器，因此，總還是要受法的製約的。
而慎到所主張的“勢治”，申不害所主張的“術”，都是可以隨心所欲的東西，它們都使君主處於主動地位，使君主擁有極大的自由。什麼勢，那就是強權壓人，什麼術，那就是一套想要怎麼卑劣就怎麼卑劣的玩人的手段。要是遇到無道邪惡的君主，那就會給國家帶來極為可怕的後果。所以，比較而言，商鞅的法治在曆史上是有進步意義的。商鞅所倡導的是“主貴多變，國貴少變”，所謂“國貴少變”，是指法律法令應相對穩定；所謂“主貴多變”，則是指君主要善於權變，由此可見，商鞅強調法，也沒有忘掉君主的統治術，但他把法放在首要的位置。
商鞅肯定地說：“是以知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也”。“不貴義而貴法”，商鞅以此與儒家劃出了界線。
商鞅說：“國之所以治者三：一日法，二日信，三日權。”對此，我們可以理解為商鞅心目中的治國三要素。而要中之要，則是法，這是一個國家政治上最主要的。
商鞅認為，法，是君臣共同遵守的，信，是君臣共同確立的，隻有權，才屬於君主，由他單獨掌握。君與臣，無論是誰，都不能“釋法而任私”，不能“以私害法”，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國家必亂。商鞅為國君樹立了一個理想的模範形象，這就是“明主”，明主一要任法，二要重信，三要愛權——珍惜自己的權力。
分開來看，法、信、權三者都為人們所熟悉，對它們各自的意義；也沒有什麼爭議，而把三者聯係起來加以思考，並且從中看出依憑和製約機製，這是商鞅的卓絕不凡之處。權屬於國君，但要依法用權，法與信，·為君臣共有。誰都不應違背，這樣，國家就會有良好的政治秩序。這一理想模式的設計，表現了商鞅政治思想的深刻。
商鞅一再提及法律、法令都要切合實際，他說“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因世而為之治，度俗而為之法”，這些言論都蘊含著這樣一個深意：即立法、治國，都要符合國情。商鞅變法的內容，明顯地具有秦國的特點，這說明，商鞅製定政策是有的放矢的，是考慮了秦國的國情民情的。我們今天常說的“從實際出發”，雖然商鞅沒有把這條真理表述出來，但他多少還是意識到了的。
商鞅是主張君主有絕對權威的。他認為，國家治不住老百姓，這就暴露了君道的卑弱，君道卑弱不振，國家是不能富強的。他要求“權製獨斷於君則威”，國家的最高權威要集中到君主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