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明軒
孫中山的名字是和中華民國緊緊關聯在一起的。他既是民國的艱辛締造者，又是民國的忠誠捍衛者。孫中山具有巨大的人格魅力和曆史感召力，因此使不少學者潛心於對他的研究，成為民國時期學者以至政治家所關注的熱門課題。
“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通過民國時期孫中山研究的係統回顧，對加深孫中山研究的學術史的了解，以及使今日研究者從該時期研究中的經驗教訓裏取得借鑒，都是十分有益的。
一、課題研究的基本狀況
對一代偉人孫中山的研究，民國建立之前就已啟動。它的起始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隨著19世紀末、20世紀初反清革命運動的蓬勃發展而逐漸產生和發展起來，並產生了馬克思主義的孫中山研究著作，對新中國成立後的“孫學”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早在1903年（清光緒二十九年）出版的蕩虜叢書之一的《大革命家孫逸仙》一書，開孫中山研究之先河。這本書，是黃中黃（即章士釗）從日人白浪庵滔天（即宮崎寅藏）所著《三十三之夢》一書中，摘錄有關孫中山革命事跡之內容譯編而成的60頁小冊子。書中簡要介紹孫中山投身革命至惠州起義的曆史，指出“孫逸仙者，近今談革命之初祖，實行革命之北辰，此有耳目者所同認。”它出版後，不脛而走，廣為傳誦，使國內不少人讀後有了清楚的認識，“有孫逸仙而中國始可為”。“談興中國者不可脫離孫逸仙三字”，於是推崇、歸心孫中山者日眾。“熱烈之誌士時時有一中山先生印象，盤旋牢結於腦海，幾欲破浪走海外以從之，不能得，則如醉如癡，甚至發狂”。從而對辛亥革命的思想發動和傳播孫中山的革命主張，產生過頗大的積極影響。有一學者為文，甚至認為該書的“刊行，終於完成了建立民國之大業。”這一說法可能有些誇大，但該書有著巨大影響卻是不容置疑的。當時，此書一出即被清政府查禁，與同年出版的鄒容的《革命軍》一起列為禁書。
武昌起義成功，民國創建，為孫中山的研究開辟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孫中山的生平、思想和革命實踐，從各個方麵被加以研究和探討。據不完全統計，在1912，1949年的38年民國史中，出版的孫中山研究著作和資料圖書共1780餘種，其中孫中山的著作（包括全集、文集、選集等）有242種，闡釋孫中山著作的書籍有287種，研究專著（包括生平、事業及經濟、政治、哲學、社會、軍事、法律、文教等思想）1150種，傳記、簡史72種，年譜15種，墨跡、畫冊12種，還有文學作品3種。此外，在報刊發表的論文、文章860多篇。
當時的孫中山研究，大體可以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為界，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段16年為初始階段，後段22年為發展階段。這兩個階段，互有異同，先後相繼。
在初期階段，通過1912年民國建立，特別是1925年孫中山逝世這兩次重大曆史事件，促使孫中山研究和出版有了較快發展，初步形成為一項重要的課題。在此期間，所出版的一批孫中山、三民主義，以及有關孫中山的各種文集、資料之類的書籍，如高爾柏、高爾鬆的《孫中山先生與中國》（上海民智書局1926年出版）、陳安仁的《三民主義的連環作用》（中國國民黨西澳普扶分部1922年出版）、甘乃光的《孫文主義發凡》（國民書局1925年出版）、範體仁的《中山先生之生與死》（上海光明書局1927年出版）和伍達光的《孫中山先生評論集》（廣州中國國民書局1925年出版），以及多種版本的孫中山傳記等等，都是一些孫中山本人的著作和有關孫中山的小冊子，整體研究呈現粗線條、輪廓式的特色。書中論述比較簡單，多為節錄報刊摘編而成，往往流於資料羅列，比較粗疏淺薄，並且基本上還是從政治上紀念和評價孫中山，屬於介紹性的通俗簡易讀物，僅有個別著作漸有學術性。也有少量由於作者政見不同，出現黨同伐異，甚至歪曲曆史，如《孫文小史》（1913年環筒頁版）和《孫逸仙及國民黨之來曆》（新中國社1938年出版）的字裏行間充滿對孫中山的攻訐和詆傷。明顯地帶有敵意和偏見。盡管如此，但這階段的工作卻具有開拓的性質，為以後的繼續深入研究開辟了航道，奠定了基礎。
到第二階段，隨著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與此後1940年國民政府通令全國尊稱孫中山為國父活動的推動，孫中山研究走上快速的發展。在這一階段中，主要顯示出三個特點：其一。除有更多的個人寫書外，一些機關團體和官員也加入這一行列，從民修書發展到官修書。如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於1941年編寫了《孫中山先生年譜》，教育部教科用書編委會於1941年編寫了《三民主義問題》等。這些官修著作編寫內容一般，質量不如民修著作。此外，還先後創辦一些有關孫中山的學術刊物，如孫科於1934年創辦《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用很厚篇幅刊登研究孫中山的文章；陳布雷於1940年創辦《三民主義半月刊》（1942-1948年間由楊玉清接任主編），刊載李宗黃、鄧慕韓、馮自由、鄒魯、戴季陶、梁寒操、張其昀、張繼、錢穆、朱學範、錢端升、賀麟、譚平山等人許多論文，其中有不少是與孫中山研究相關的論著，都直接、間接地對孫中山進行了研究。其二。在征集、整理和出版孫中山著述的文獻資料方麵，取得了頗大的成績。在先後出版的近200種有重要文獻價值的孫中山全集、文集和選集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吳拯寰的《孫中山全集》四冊（三民公司1929年出版）、胡漢民的《總理全集》五冊（上海民智書局1930年出版）和黃季陸的《總理全集》三卷（成都近芬書屋1944年出版）等。這一工作為研究孫中山思想和革命活動提供了依據，奠定了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其三，研究領域的明顯拓展，各種形式的孫中山研究著作紛紛印行，較前一階段有大幅度的增長，並陸續呈現出若幹較有分量、具有學術價值的巨幅專著。諸如羅香林的《國父之大學時代》（重慶獨立出版社1945年出版）、陳安仁的《孫先生之思想及其主義》（廣州中山大學1927年出版）、許師慎編著的《國父（革命緣起）詳注》（正中書局1947年出版）和美國人林百克（Paul Linebarger）著、徐植仁譯的《孫逸仙傳記》（上海三民公司1927年出版）等書，均有重要參考價值，為當時以至今日曆史學者所重視。這些研究成果表明，孫中山研究已有了比較完整意義上的課題研究體係。後來，由於南京國民政府的衰敗，孫中山的研究和出版日趨寥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