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個召到他辦公室去的是邁克爾·羅森費爾德。“呃，你打算離開公司？”懷斯勃德不耐煩地問。
羅森費爾德有點嚇壞了，不敢直接說出口，就好像他的聲帶已經凍住了一樣，最後勉強點了一下頭。
“你們打算帶走本公司重要的客戶，是這樣的嗎？”懷斯勃德厲聲質問。
“不”，羅森費爾德堅持道，他和他的同伴不打算拆公司的台。
接著，懷斯勃德大聲責備說：“你們拿的每一個美元中，有一半是用於對公司保持忠誠的。”
這話讓羅森費爾德大發雷霆。在長達十七年的漫長歲月和辛勤工作中，他對公司一直是很忠誠的。他很難壓住自己的怒火，“你們應該舉行儀式送我們走，因為威廉·莫裏斯公司培訓了最好的代理人。你們送我們走的時候應該為我們感到自豪，應該祝願我們前途美好。哪怕我們真的想動莫裏斯公司一根毫毛，我們也不可能有能力辦到，而且我們也不想那麼做，那不是我們的目標。我們的目標是要開辦我們自己的公司，我們會像跳蚤一樣在大象身上拉屎，這才是我們可以施加給公司的傷害。”
也許是這樣吧，可是，這些跳蚤要跳槽了。山姆·懷斯勃德不可能因此而稍感安慰，他知道失去這五位代理人對莫裏斯公司意味著什麼。威廉·莫裏斯公司在大出血，他不知道公司是否能夠挺過去。
最讓懷斯勃德煩心的是，他聽說邁克爾·奧維茨也在這夥叛徒當中。奧維茨幾乎就是他的兒子，他在奧維茨身上傾注了極大的希望，到適當的時候，有可能讓他掌握整個公司的運作。當然，近期是不太可能的。奧維茨那樣一種迷人的孩子氣，那種輕鬆的自信，那種自覺精神，懷斯勃德相信，自己一定能帶著他向前邁進，把他培養成一名真正的領袖，莫裏斯公司沒有哪位代理人具有他那種領袖氣質。
邁克爾·羅森費爾德因為被人看穿而感到氣餒，可他們這回終於可以公開行動了，這又令人感到鬆了一口氣。他還有一件緊急的事情要做。
他知道，邁克爾·奧維茨就住在不遠的地方，隻有半英裏（倆人當時都住在洛杉磯的舍爾曼橡園郊區），而且剛剛度完周末溜冰假，今天應該回家了。因此，他很快趕到奧維茨家中。他急於告知奧維茨，山姆·懷斯勃德已經與他們五個人當中的四個人談過話了，隻有奧維茨除外。他在奧維茨家後門貼了一張字條：“請給我打電話。你不再為威廉·莫裏斯工作了。羅森費爾德。”
奧維茨回家後看到字條，心裏一陣涼颼颼。他一直在他的四位合夥人麵前裝出樂觀達天的樣子，預期他們一年之內就會開始賺錢。可是，現在突然真的要離開威廉·莫裏斯公司這個安全的港灣，他又感到像遭了雷擊一樣。他很害怕——非常害怕。他明白自己是——一直就是——一個金發少年，山姆·懷斯勃德一直站在他一邊，在莫裏斯公司也是前程似錦。“我的職業生涯一直不錯，”他回憶說，“突然間離開公司使我感到害怕。”他給羅森費爾德打了電話，忍住了自己的恐慌。他又按響了自己的樂觀主義喇叭，讓自己聽上去十分自信，十分高興。羅森費爾德在電話那邊想：“這家夥是個硬漢子，什麼東西也惹不惱他。”要是他知道……
倆人一致認為，五個新的合夥人第二天應該見麵——畢竟，他們有個新公司等著開張哩。可是，奧維茨仍然有一個最大的障礙得越過去：最後看一眼懷斯勃德。他知道懷斯勃德是個極有說服力的人，他懷疑莫裏斯公司的經理真的能讓他改變主意，他真的感覺不自在，誰知道呢，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這次會見很簡單，可正如奧維茨所預料的一樣，非常難受。“他對我完全是一通辱罵，因為我決定離開。他一直就在那裏批評我。”幾年之後，奧維茨說，如果莫裏斯公司的總裁們在他們職業生涯的關鍵時刻采取更寬鬆、更仁慈的做法，懷斯勃德極有可能發揮自己的能力，讓他和龍尼·梅耶都留在公司裏。“如果他把我和龍尼放在一間屋裏，然後說：‘你們是我的人，你們在這間公司裏有美好的未來。’我們倆人就有可能會留下來，這種機會有50%。”奧維茨說，他在這次談話裏學到了很多東西，“它告訴我，除非某人已經在門外，否則，別以為他已在門外，也許會有什麼辦法能留住他。”
與懷斯勃德的見麵一點也沒有使奧維茨的擔心減輕一點：“我是嚇壞了，但還沒有嚇到不敢往前走的程度。”
到了1975年1月8號，星期三，突然間，他們所有的計劃都緊急起來，而這五個人一直都在避免事情過於倉促。他們再也沒有可能花幾個月的時間去慢慢籌劃離開公司的事情了，莫裏斯公司的總裁們指望他們在兩天內離開公司，一團烏雲罩在五個人的頭上。他們就要自己出去幹了，可手頭上幾乎沒有拿到任何資源，這讓他們十分不自在。五個人都明白，他們可能要過很長時間才能拿到自己的工資。盡管他們有自己的家可以住，但是，卻沒有誰能夠拿出一部分閑置的錢來投資。“我們沒有錢，”奧維茨回憶說，“沒有生意，沒有用品，沒有組織，我意思是說什麼都沒有。”可實際上卻並非如此，邁克爾的父親提供了幾台打字機和其他用品，合夥人的妻子們都同意抽空到辦公室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