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9年，楊立山的老太太做壽，“賽二爺”從天津趕來北京敬獻“蟠桃”。在那裏又與在京諸友相聚，諸人情意纏綿，依依難舍，都挽留她遷進京城，好行方便。賽金花覺得“對他們這番美意，很難違拂”，況且北京乃帝都所在，公卿所聚，有這班大人捧場，一來肯定走紅。於是她便勉為其難地留下來陪侍諸友，另遣人去天津將班子遷來。卜居李鐵拐斜街“鴻升店”。
賽金花遷來北京，不僅遂了在京諸相識的心願，而且一改北京妓業舊貌，也給北京其他章台折柳諸人帶來了傾心的豔福。原來在大清初入關時，為力矯晚明頹俗，順治皇帝下令廢除京師官妓，康熙時又陸續廢除各省官妓，一時頗稱清靜。不過政府雖然也對民間宣布“禁良為娼”，限製私妓的發展，但卻是有禁不止。不僅外埠的南京、蘇州、揚州、廣州、上海等通都大邑青樓林立，即便是這“日下”京都，其外城內之東西、外城外之南部，在清初已是“都為香巢”。不過在清律上仍禁止命官士夫宿妓。凡文武官吏，公然宿妓者杖八十，監生生員狎妓賭博者，貶為庶民。因此文人雅士往往“既慕予兮然疑作”，望而生畏。因此北京的妓女之業與外埠相比稍顯蕭條。加之北京妓女多出自燕地，有人比較各地的女子時說：“燕趙佳人，以壯邁勝；吳姬越女，以婀娜勝；粵東珠娘，以剛健勝。”(《中國娼妓史》)這壯邁的燕地佳人，除了裝煙遞茶、賣笑賣身等“尚實行”的技巧外，卻缺乏點藝術氣質，遠不如南方妓女能歌善舞，以至當時“評春”品藻的士大夫對這“都中妓鮮解音律”的不足，深以為憾(《燕台評春錄》)。賽金花之來北京，大膽引進南妓樂班，算是開風氣之先。這些南國佳麗，輕盈婀娜，朱唇小啟，南曲斯興；有的還慰心慧口，粗通文墨，更能適應文人雅士在那實質內容外的精神慰藉和靈魂寄托等多種要求。麵對這新奇而又全能的南妓，北京的王公大人們哪能不為之粲然、為之顛倒呢？從此後，北京花界逐漸形成了一種色藝皆營的名副其實的“清吟小班”。能使京師的妓業從純粹的賣淫提高到兼賣藝術，這也算是她賽二爺的一項“功德”吧。
賽金花的“金花班”以嶄新的麵目令京中騷客耳目一新，而她本人的神采風韻，更具有吸引力。《清裨類鈔》說她當時“性俊爽，客至，掀簾出，神光四射。其裝束日必數易，有見之者，謂此一賽金花，彼亦一賽金·花也。”花樣翻新，真是深得“苟日新，又日新”的聖訓之三味，不讀詩書，盡得風流！當時曾有幸一睹芳容的巡城尉史陳恒慶也說：“視見時目不敢逼視，以其光豔照人，恐亂吾懷也！”(《諫書稀庵筆書》)不過，又有幾個王孫貴胄能像陳學究“非禮勿視”，坐懷而不亂呢？因而賽金花在京裏這麼一住，時間不久，被她亂了心懷的人實在不少。“每天店門前的車轎，總是擁擠不堪，把走的路都快塞滿了”。還有那因礙於高官顯爵的尊嚴而不便尋花問柳者之流，便打發方便人去把賽金花“邀到他們府裏去”，諸如莊王府這樣的似海侯門，她也經常乘便去走走。這樣一來，我們的主人翁就“越發忙了，夜間在家裏陪客見客，一直鬧到半夜，白天還要到各府裏去應酬”。真是太難為她了。
賽金花雖然一開京中“南妓”的風氣之先，但卻“但開風氣難為師”，到底初來乍到，陣營尚弱，在居住地上就受了許多限製。《京華春夢錄》上說：“斯時南妓根蒂未固，僻處李鐵拐斜街胭脂胡同等處，曲徑小巷，地勢鮮宜。寒葭潭、百順胡同以東，似均北妓根據之地。鴻溝儼然，凜不可犯。”賽金花居住的李鐵拐斜街，不僅“曲徑小巷”，而且“太髒太亂”，她試圖改變這一現狀，“想在內城找一所清潔寬敞的房子”，結果雖然在刑部後邊高碑胡同找到了一所，但剛搬過去就逢著官家禁止在內城設曲班妓館而被攆走了。
賽金花隻得又回到天津孫三爺的“碼頭”去。
商女也知亡國恨舍身濟世救群黎
法國大作家莫泊桑在小說《羊脂球》中寫了這樣一個故事：在普法戰爭中，一群同車逃難的人途中被普魯士士兵攔劫拘留，人群中有公爵、夫人、修女以及其他正派的大人先生，他們對敵人的刁難都束手無策，甘作囚徒。於是他們慫恿，甚至哀求同車的一位妓女羊脂球，以出賣自己的肉體來換取同胞們的自由。她十分不情願地去了，公爵保住了身份，夫人保住了體麵，修女保住了聖潔，群人獲得了自由，而她——羊脂球卻蒙受了賣身之辱。因她而得自由的同胞們因她賣身於敵人而覺恥辱，於是群起而輕蔑她、遺棄她。如果說《羊脂球》還是小說家創作的“子虛賦”的話，那麼在中國近代史上則實實在在地出現了一個羊脂球似的人物，她就是本文傳主賽金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