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秩序進行革命的火焰在全德國自行點燃。在弗萊德裏希市，卓別林工廠的工人們組成了代表會。斯圖加特地區的工人們，包括丹姆勒大型汽車工廠的工人在內，舉行了罷工。在與埃斯納提相同觀點的社會主義者領導下，他們提出了類似的要求。在法蘭克福，水手也舉行了起義。在卡塞爾，整個衛戍部隊，包括一名指揮官在內，一槍未放便叛亂成功。在科隆，僅放了數槍，擁有4．5萬名士兵的衛戍部隊便成了赤色分子。但市內的秩序卻很快得到恢複。在漢諾威，當局雖曾令部隊動武，文官叛亂獲得成功——士兵們加入了叛亂陣線。在杜塞爾多夫，在萊比錫，在馬格德堡，情況都一樣。
在德國全境，一個個政府都被工人或士兵代表會接管而垮台。後來，到11月9日，德皇宣布退位，國家權力落入溫和的社會主義者手中，其領導人是前鞍匠弗萊德裏希·埃爾伯特。這是1871年1月18日在法國的凡爾賽宮“鏡廳”中宣布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即威廉二世的祖父，為德國的首任皇帝而建立的日耳曼帝國的結束。
這事也表明，一個時代的終結。早在48年前，俾斯麥實現了其夢想，統一了德國，為德國和德國人樹立了新的形象。一夜之間，東普魯士容克（地主）和大工業家之安全賴以存在的基礎倒塌了；一夜之間，隨著帝國國旗的降落，大多數德國人愛國而保守的生活賴以存在的政治哲學也土崩瓦解了。
也許，德國人最大的震動還是在於埃爾伯特登上了總理大臣的寶座。僅僅一天，霍亨佐倫家族的統治便化為烏有，而平民中的一員竟取得了發號施令權。這怎麼可能發生呢？登上寶座後，埃爾伯特本人也如坐針氈。他明白，他的出現是對帝國主義扶植起來的人們的一種侮辱。另外，他甚至連街頭上的急進思想都代表不了。事實上，他究竟代表誰？黃昏，當梅克斯親王前來道別時，他竟驚慌失措，連聲哀求他留在柏林，代表霍亨佐倫王朝任“行政官”。
兩天後，淩晨5時，埃爾伯特政權的一名代表馬特阿斯·埃爾斯伯格在福煦元帥的私人車廂裏與盟國簽署了停戰協定，於上午11時停止敵對行動。在那年的11月11日11時，他給一個被打得支離破碎的民族帶來了和平，但與此同時，他卻無辜地造出了所謂“十一月罪犯”的神話——即所謂是社會主義者出賣了民族。當然，輸掉戰爭的是德皇和德國的帝國主義將軍們，但威爾遜總統拒絕與他們簽訂停戰協定，堅持要與民主人士打交道。用強迫社會主義者去為自己未曾帶來的後果負責的辦法，威爾遜給了阿道夫·希特勒一種政治工具，使他得以以巨大的破壞力進行揮舞。
1918年11月末，希特勒離開了帕斯瓦爾克醫院，因為病人“除眼膜發燙外，餘無他訴”“適於服役”。後來，希特勒在法庭作證時說，那時他隻能看出報紙標題的輪廓，害怕再也不能讀書。“醫院的病曆，”他抱怨說，“是在革命時期寫的。幾乎誰也得不到照顧；我們是成群成群地出院的。例如，我連士兵的工資簿都未領到。”
他被派到十六團的預備營報到。營部設在慕尼黑。途中，他肯定經過了柏林——那時，柏林是在“工人士兵代表會執行委員會”手中——這是士兵、工人和“獨立和多數社會主義者”的聯合體。這個聯合政府已經開始社會改革，這在幾個月前看來是不可設想的。它建立了8小時工作製；允許工人有不受限製地組織工會的權利；增加老弱病殘和失業工人的福利；廢除報紙檢查製度；以及釋放政治犯。
希特勒雖然同意這些社會改革，但不信任發起改革的革命黨人：執行委員會是布爾什維克的工具，是前線士兵的出賣者；其最終目標是另一個赤色革命。當希特勒前往設在施霍賓地區鄰近的圖爾肯大街的兵營報到時，他也碰到了同樣的叛逆精神。在當月的早些時候，這所設施已投靠埃斯納政權，受“士兵代表會”管轄。那裏沒有一星半點軍紀，兵營成了豬圈。人們對從開戰的第一天起就在戰壕裏服役的老兵不表任何尊敬。許多人的目的隻是日求三餐，夜求一宿。這地方比曼納海姆還糟糕。特別令希特勒怏怏不快的是委員們的行為。“他們的活動全都令我反感，我立即決定盡快離開這個地方。”
幸好，他發現了一個對那個地方同樣厭惡的老戰友。“士兵中最懶、最厚顏無恥的，不屑說，就是那些從未到過戰壕附近的人，”希特勒當通訊兵時的同事恩斯特·施密特回憶說，“那地方滿是懶漢懦夫。”約在兩星期後，由於特隆斯坦戰俘營需要看守人員，希特勒便向施密特建議兩人雙雙報名前往。看守組的成員大部分是“革命軍人”。前來迎接的是一位軍官。他下令站隊，但士兵們引為笑談，難道他不知道操練已被取消了嗎？第二天，士兵中除幾名曾在戰壕裏服過役的以外，其餘全被運回慕尼黑。希特勒和施密特留下來了。
在柏林，極左派團體“斯巴達克斯團”，在起義水兵的協助下，走上街頭鬧革命。這卻不是慕尼黑式的有秩序的起義。到聖誕節前夕，首都已近無政府狀態。其他城市也揭竿而起，但勢頭沒有如此猛烈。在全德國，軍事和警察機構開始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