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內閣會議上，馮·勃洛姆堡將軍代表軍隊，對希特勒如此神速地粉碎了叛國分子表示祝賀。巴本卻沒有如此容易說服。他堅持要他的新聞官的殘骸——骨灰盒——並在施安貝格公墓舉行適當的葬禮。希姆萊警告說，這可能會招來公眾的遊行示威，但巴本置之不理。他不但在葬禮上發表了一篇動人的講話，而且還不斷寫信猛轟元首，對繼續監禁其4名下級人員提出抗議，並要求對其新聞官之死進行公開調查。希特勒變換手法，裝出一副耐心的典型的樣子，勸巴本勿操之過急。他說，在48小時內國會將舉行特別會議。聽取關於清洗的全麵解釋。7月13日是星期五，上午8時，臉孔嚴峻的希特勒走上講台。他扶住講台，好像要保持平衡似的。他伸出一臂，生硬地行了個抬臂禮，接著便以較往常更嚴厲的聲音開講，似乎在向聽眾保證，他希特勒已再次控製了事態。關於清洗，他作了一個冗長而動人的解釋。他解釋說，清洗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各個集團采取了叛國的行動。他將這些集團稱為“破壞分子”和“國家的病態敵人”。這可謂是在描述早期的他——以及他現在世界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以天生的講故事者的技巧，描述了事態發展的全過程，一直講到他如何戲劇性地作出決定，親手參與平叛。他的表演，把劇院內的每個人都弄得有如吃了符咒——外國觀察家除外。在全國，人們圍在收音機前傾聽他的講話——同樣被弄得神魂顛倒。在美國大使館，曾發誓不再聽德國總理講話，除公事外不再與他會晤的多德大使也在聽希特勒的講話，但不相信他所宣稱的隻有74名策劃者——包括數名文官和黨員——在這場醜聞中喪生。他也不相信處決了3名曾“不知羞恥地虐待過”在押犯人的黨衛軍之說。最後一說，顯然是要說服巴本，曾屠殺像他的新聞官那樣的無辜者的凶手已受到懲罰。這種言歸於好的精神也以其提議特赦而延伸至那些曾參與反叛、尚未受到懲罰的人們身上。“德國人民所能得到的珍寶是內部的秩序和國內外的和平。讓我們大家都為此承擔責任吧。在這一曆史關頭，本人準備對過去24小時內發生的一切承擔責任。在這24小時中，本人作出了生平最痛苦的決定；在焦急地考慮如何牢牢地掌握這個世界所賦予我們的最寶貴的東西——日耳曼人民和日耳曼帝國——的關鍵時刻，命運再次教育了我！”
仔細挑選過的聽眾“唰”地站了起來，熱情地向他鼓掌。就在高潮迭起的時刻，這次大會的主要目的也立時完成了：國會一致通過提案，把屠殺以“保衛國家安全的緊急措施”的名義合法化了。這樣，希特勒便在事後獲得了屠殺許可證。連片言隻字的反對都沒有。立法者將希特勒奉若神明，使他成為法律的惟一來源。
批準希特勒對衝鋒隊進行殘酷的清洗和殺害馮·施萊徹爾及馮·勃萊多夫兩將軍的軍方人士並不隻國防部長馮·勃洛姆堡一人。軍官團對兩同誌之死竟泰然處之，對希特勒之所為視而不見，理由是，鎮壓起義是對國內和平的保證。“我們對這一事件的結論，”卡爾·鄧尼茨回憶說，“完全受內閣決議的影響。這個決議援引了國家緊急狀態條文，從法律上批準了所采取的一切措施。”
軍官們的感情感染了普通的士兵。幾天後，部隊進行了遊行。當希特勒的敞篷車打一隊士兵跟前駛過時，士兵們高聲向他歡呼。“這種自發的遊行，”法國武官報告說，“在德國軍隊中是罕見的。”
衝鋒隊之失便是希姆萊之得。在瑪肯森的備忘錄抵達諾伊德克的同一天，希特勒將黨衛軍晉升為一獨立組織，允許它組織武裝隊伍。這對軍方是個沉重打擊。軍隊曾以其榮譽批準血洗衝鋒隊，結果卻又碰上一個更強大的對手。
黨所付出的代價是小的：他喪失了許多最熾烈的黨員即衝鋒隊裏的理想主義者。於是，在希特勒看來是處於受歡迎的頂峰時，在他自己的營壘內卻存在著一條痛苦的深痕。
在羅姆事件後，傳說紛紜。奧地利的納粹也許就是在傳說的鼓舞下采取直接行動的。更有可能的是，這是希特勒批準的，雖然沒有證據予以證明。不管如何，他們突然於6月25日發動起義，其代號是“夏天節日行動”。中午時分，150名身穿奧軍軍服的納粹突擊隊衝進位於巴爾豪斯廣場的總理府，企圖逮捕陶爾斐斯及其顧問。但由於走漏了風聲，內閣成員除兩人外全部脫逃，但勇敢的陶爾斐斯卻留了下來。他喉嚨中彈，子彈是在6英寸距離外射出的。正當他躺在血泊中無人理睬時，其他叛亂分子則在電台廣播了他已辭職的謊言。
起義的消息傳到柏林後，受到了軍官們的歡迎。德國新聞局草擬了一份聲明，聲明大意說，人民正義凜然地進行了起義。“不可避免的事件發生了。身在奧地利的德國人民揭竿而起，反對他們的壓迫者、監禁者和行刑者”。當時正在白菜特參加瓦格納慶典的希特勒，聽到消息後，初則假裝無動於衷，後來，到下午，他則擔心起義可能會帶來的反響。墨索裏尼是否會懷疑他自食其言，並動用其優勢兵力？。當晚，希特勒與瓦格納的家屬出現在他的包廂裏，觀看《萊茵河之金》的演出。但他是否看得開心，這還是值得懷疑的，因為躲在客廳裏聽電話的紹勃和布魯克納老在他耳朵旁傳達公報的內容，有份公報使他不安：墨索裏尼已下令在邊境上集結步兵和飛機，以執行其援助奧地利的許諾。當大幕徐徐落下時，事態已經明朗：維也納起義正趨於失敗。希特勒回到瓦格納家中時，年輕的弗裏德林發現他“坐立不安”，說話也有點兒前言不搭後語。他的主要目的似乎是要趕往附近的演員餐館，與名人混在一起，製造這樣一種印象：奧地利納粹之失敗與他完全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