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天，漢娜·萊契大部分時間都呆在戈培爾的住所內。戈培爾似乎忘不了戈林的背叛。他指手劃腳地說，戈林元帥是個無能之輩；由於他愚蠢，他毀滅了祖國，現在呢，他卻要領導全民族！這本身便證明，“在內心深處，他曆來空虛，曆來是個賣國賊。”戈培爾像講經的牧師似的抓住椅背宣稱，那些留在地堡內的人們正在製造曆史，正為帝國的光榮，為德意誌這個名字之永垂不朽而獻身。
萊契覺得，戈培爾太做作了。她欽佩他的太太。在6個孩子麵前，瑪格達總是高高興興的；待她覺得控製不住時，便出外。“我親愛的漢娜，”她說，“你得幫我，讓孩子們擺脫這種生活。他們屬於第三帝國和元首。如果這兩者都不再存在，他們便沒有立足之地了。”她最怕的是到了最後的時刻自己會手軟。萊契給孩子們講了她的飛行經曆，還教他們唱歌。孩子們學會後，便唱給阿迪叔叔聽。她也去看了愛娃·勃勞恩。她覺得，愛娃是個淺薄的婦人，整日忙著修染指甲，換衣裳和梳頭。萊契見元首公開與一女人同居，想必吃驚不小，因為她佩服元首，可說是五體投地。
在當天舉行的第二次會議上，希特勒憶起了往事。他談到了1933年為了取得政權而作的妥協，以及這個局勢如何延續至興登堡逝世的情況。這又使他再次保證留在柏林。他說，他這樣做後，便可嚴厲地對付軟弱分子。“不然我就不會去行使這個道德權。在危急關頭如果我從首都跑掉，我便不能時時去威脅別人。現在，我必須服從命運的命令。即使我能救自己一命，我也不會這樣做。船長要與船一起下沉。”
在晚間的碰頭會上，柏林軍區司令赫爾慕特·威德林將軍，試圖讓希特勒明白，柏林全城已被包圍，防禦圈正迅速地縮小。他說，靠空投給養已不可能了。他繼而談到了民眾和傷員所受的苦難，但希特勒卻對背叛了他的人們的抱怨不感興趣。“許多人不了解我的痛苦。我真無法想像，我給他發過命令的黨的領導人，居然不執行命令。這便把結果全給破壞了。作為個人，也受苦受難。個人的責任範圍越大，就越有必要服從命令。”他憶起，馮·勃洛姆堡陸軍元帥曾給他說過，服從命令隻限到將軍一級。他諷刺說，“這是個允許用虛偽的報告去躲避不妙的局勢的製度，尤其是出現困難時。”
他開始為自己的命運擔憂了。他不想讓斯大林將他關在籠子裏展覽。“我決不能讓俄國人施奸計用坦克將我生俘。”同時，他又不能離開柏林。連他自己都拒絕在祖國的心髒指揮戰鬥的話，他怎能叫人去為祖國獻身？
有一次，當元首又在回首往事時，戈培爾的助手維爾納·瑙曼被叫到室外聽電話，他被告知，據美國報紙報道，“一群高級納粹分子，雖未經希特勒批準，卻在陸軍總司令部的支持下”，剛向西方投降。通過瑞典政府轉達的希姆萊建議，走漏了風聲，但報上並未點名，也未泄露消息的出處。
瑙曼回到會議室後，在希特勒耳旁嘀咕了幾旬，把這消息告訴了他。希特勒小聲與戈培爾交談了幾句。柏林軍區司令威德林被叫出去——他來到客廳，發現鮑曼、元首的副官和兩個女秘書正在聊天。由於在會議室內受詰，威德林便把希特勒拒絕聽取的事情通通說了出來。他說，他們的惟一希望是及時離開柏林。大家一致同意，包括鮑曼在內。這使他受到鼓舞。回到會議室後，威德林將此建議重又向克萊勃斯提了出來。克萊勃斯也接受此建議，答應在下次會議上提出詳細的突圍計劃。
在50英裏外，在溫克的第十二軍軍部，一名報務員正向威德林發電：
十二軍之反攻在波茨坦南麵受挫。
部隊正拚死自衛。建議突圍來我處。溫克。
報務員在等待對方的確認信號。沒有任何信號。
希特勒最密切的盟友也末日來臨。自斯科爾茲內救他脫險後，墨索裏尼便在考慮用某種“意大利的政治解決辦法”，去結束這場災難性的戰爭。他派遣他的兒子維多裏奧，帶著與西方開展談判的口頭建議，去找米蘭的總主教。梵蒂岡將此建議及時轉給了盟國——但遭拒絕。
墨索裏尼未將此舉告訴希特勒，因他近來與他聯係很少。他也不向記者們隱瞞他的觀點：他不同意希特勒向俄國發動的“誇大狂式的’進攻。他承認，他不過是德國的階下囚罷了。他自己的運星已經隕落。4月25日，他離開米蘭，前往北麵，最後一次與其忠心耿耿的“黑衣人”見麵。車隊中有一輛“阿爾法一羅密歐”牌小車，掛的是西班牙的車牌，裏邊坐著的是他的情婦克拉拉·貝塔西。“我隻認命，”她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我不知道我會怎樣，但我不能對我的命運提出疑問。”墨索裏尼未帶妻子同行，把包括丘吉爾來信在內的全部文件交給了她。他希望，這些文件能使她與孩子們一起安全地通過邊境。“如果他們阻擋你或傷害你，”他說，“你就叫他們將你交給英國人。”
26日拂曉，墨索裏尼一行沿著科莫湖西岸彎彎曲曲的道路北上。車行25英裏後，他們在一家旅館中歇息，等待3000名黑衣隊員前來與他們彙合。但一個也沒有前來；次日，他們隻好繼續北上。他們在東戈附近被遊擊隊俘獲，遊擊隊中出現了兩派：一派主張立刻將這些法西斯分子處死；另一派則主張將他們交給盟國。雙方發生了爭吵。4月28日，米蘭來了3名行刑隊員，把這一問題解決了。他們用手提機槍射殺了墨索裏尼和克拉拉·貝塔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