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一些人稱為“現代化學之父”的拉瓦錫於1743年8月26日生於巴黎一個富裕的律師之家。
父親是巴黎高等法院的專屬律師，母親也出身於律師之家。他從小在家庭教師的輔導下學習各種科學知識，11歲進入當時巴黎的名校——馬蘭學校學習。1766年，23歲的拉瓦錫以改進巴黎城市燈光的計劃獲法國科學院的金質獎章。1768年被選為法國科學院院士，同年初成為包稅公司征稅官助理。這一公司是政府為保障國庫有固定收入成立的向居民征稅的機構，由包稅官承包並提取一定比例的利潤，1780年，拉瓦錫成為正式征稅官。他美麗而賢惠的妻子瑪麗？波爾茲就是包稅公司總經理的女兒，1771年與他結婚後就成為他事業上的好幫手，拉瓦錫也因此成為科學家中鮮見的擁有得力賢內助的人。
從1778年開始，拉瓦錫寫出了一本最終於1889年出版的名為《化學綱要》的書。書中除係統闡明他的氧化說外，提出了化學的任務是將物質分解成為基本元素並將元素進行檢驗的觀點；還列出了由一係列實驗確認的當時所有33種已知元素的四大類分類表，成為元素周期表的先導；所闡述的化學中反應物質守恒的思想實際上是物質不滅定律。於是這本對化學的貢獻相當於牛頓《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對物理的貢獻的大作，就成為他對化學的一重大貢獻。
然而，這樣一位成就卓著的化學家，最終還是慘死在斷頭台上。
對於法國資產階級是否應處死拉瓦錫，各家看法不一。然而，為何會釀成這一悲劇以及由此應總結的教訓耐人沉思。
1789年開始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發展到1793年的雅各賓派專政的時期，達到了革命的最高階段，但此時資產階級民主派內部發生了嚴重的分裂。1793年初，由全體公民選舉的國民公會中的激進派吉倫派，被更為激進的雅各賓派取代，但雅各賓派內也有兩個反對派集團。其一是以丹東和德穆蘭為首的丹東派，他們主要代表在革命中發了財的資產階級，竭力反對革命深入發展，反對羅伯斯庇爾提出的種種革命措施，並要求政府成立“寬恕委員會”，大赦那些反革命分子和嫌疑犯。丹東派的這種態度使群眾不滿，使敵人高興。因此丹東派同羅伯斯庇爾派發生了分裂。另一反對派是以艾貝爾和肯梅特為首的艾貝爾派，是雅各賓專政的左翼，他們反映廣大貧民的要求，主張把革命繼續推向前進，他們嚴厲批評政府不願領導革命繼續深入的行為，並密謀推翻國民公會。以羅伯斯庇爾為首的當權派既不同意丹東派倒退的主張，也不讚成艾貝爾派的極端恐怖政策。於是艾貝爾等人被捕後於1793年3月24日被處死，打擊了左派；同年3月30日丹東等人被捕後也於4月5日被處死，打擊了右派。羅伯斯庇爾的這一“左右開弓”，使其內部各派鬥爭日趨白熱化。正是這種資產階級革命派內部的分歧，導致政策搖擺不定，人們的命運在這瞬息萬變的風暴中猶如大海中的一葉扁舟。當然拉瓦錫的命運也不例外。
革命之初的1790年，國民公會責成巴黎科學院組成計量改革委員會，此時尚受尊重的科學家拉瓦錫、卡西尼、巴伊等不但被選為國民公會議員，而且拉瓦錫還擔任了計量改革委員會的主席，負責這一後來做出載入史冊的成就的組織工作。但雅各賓派當權後，“恐怖政治”就開始了，與吉倫派有聯係的科學家、舊封建政權中任職的科學家的厄運也就開始了。從1793年8月8日起，巴黎科學院、技術學院和許多科學團體被解散，對舊王朝“憎恨不夠”的拉瓦錫、拉普拉斯、庫侖等也從計量委員會中被趕出。後來審判拉瓦錫的法院副院長柯芬荷爾宣布“共和國不需要科學家”，而法官邁蘭則說“法國的學者已經太多”。於是拉瓦錫以“裏通外國，勾結法國的敵人”，和在作包稅官時非法謀取過多的利潤等罪名，和30多個包稅者一起被送上了斷頭台。曾任巴黎市長的天文學家巴伊也被處死，而曾任法國科學院秘書的孔多在被捕前自殺。
一些文獻因此認為，拉瓦錫等科學家是被錯殺的，本書同意這一觀點。更不能容忍的是，拉瓦錫被處死的那一天上午開庭後，他曾要求緩期執行死刑，因為他還有一個關於人汗的實驗還未做完，但法庭拒絕了這一要求。這一史實不但表現出拉瓦錫至死對科學仍矢誌不渝的精神，而且還說明激進派對科學的蔑視和慘無人道。這種樹敵過多的政策致使人心惶惶，社會更加動亂，導致右派於當年即1794年7月27日（即法蘭西共和二年熱月9日）發動“熱月政變”，使羅伯斯庇爾被捕並於次日處死。雖然發生政變的原因遠不止“不要科學家”的錯誤政策，但激進派們還是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但是，持拉瓦錫被處死是“咎由自取”、“罪有應得”的人認為，曾任包稅官的拉瓦錫謀取了非法利潤，因此理所當然應被處死。但這種看法難以成立。1791年，包稅公司被解散，隨後成立的專門委員會負責審查該公司1792年底以前的賬目，並要其詳細報告一切經濟活動情況，但直至1793年上半年，該委員會還未搞好要求的報告。這一拖延激怒了新的資產階級政府，於是這個政府於當年6月5日發布命令，解散了這個委員會。接著，在當年9月10日，警察就搜查了拉瓦錫的住宅，經過連續兩天的大搜查，卻沒有找到任何控訴拉瓦錫的證據。兩星期後，政府再次命令包稅公司的所有成員準備報告，並要求在1794年4月1日前提交。然而隨著時局的變化，政府並沒有等到自己規定的這一日子，便提前近半年於1793年11月24日下令逮捕包稅公司的所有成員，其中拉瓦錫是如後所述自己走進監獄的。由此可見，資產階級革命政府是在拉瓦錫等人在包稅公司的“罪行”還未查清就動手的。顯然問題的關鍵不在於這些人是否借包稅之機中飽私囊、謀取非法利潤。半年之後的法庭審判更說明了這一點，1794年5月8日上午開庭，法庭上拉瓦錫雖然作了“我和政治毫無關係，作為包稅官所得的錢都是用於科學”的辯解，但無濟於事。僅僅過了半天，就迫不及待地於下午將拉瓦錫處死。一切證據都不需要，一切辯護都無濟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