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那遙遠的地方
飛機在陌生的南方城市落地，夜已深。乘出租車穿過市區，途中綿延著大大小小的燒烤攤，夜風裹挾著燒烤味，從敞開的車窗撲入我的鼻孔。混同而來的還有人們的談笑聲。男男女女穿得清涼，觸目皆是的啤酒瓶也透出清涼的質感。
我到旅館放下東西出來，隨便找了個攤位落座。幾張油漬發亮的折疊桌圍滿塑料凳，沒有一張空桌，生意實在紅火。我和大學生模樣的兩男一女拚桌，他們掃了我一眼，繼續專心對付金屬盤裏的烤蠔。
桌上已有一堆蠔殼，像古生物的化石。
老板過來招呼我：“靚女，吃什麼？”
我要了半打泡椒烤蠔，一支啤酒，順便問他去綠島的船一天有幾班。綠島是和這個城市隔海相望的島嶼，何琴的明信片就來自那裏。“時間搖籃咖啡館”位於綠島十五號，根據網上的評論，是個適合情侶約會的店。
和我同桌的幾個人七嘴八舌地說：你是過來旅遊？綠島不好玩。就那麼幾家小店。還不如在這邊逛。
他們的熱情讓我窘迫。“聽說島上有家咖啡館不錯。”
“幾張明信片，哪裏沒有啊。”一個男孩笑道。
“咖啡館好像被查封了。”他身旁的女孩說。
我的心一沉。“什麼時候的事？”
“就最近。聽說有人在那裏賣毒品，放在飲料裏給人喝，讓人上 癮——好恐怖哦，誰還敢去那種店？”女孩有濃重的南方口音，把“好”
字拖得長長的，仿佛港片的國語配音。我想起小山，一次性杯子裏的啤酒變得苦澀。
她的說法和網絡的流言一致。不過此地的公檢法倒是出乎意料的敏捷，我之前沒聽說上海有哪家夜店因為喜夢被查封——難道換成咖啡館就有人管了？
我向他們道謝，那對情侶和同伴又回到專注吃喝的狀態，不時用方言聊幾句，女孩尖聲笑起來，這回我是一個字都聽不懂了。
何琴在上海的第一年，我們也常在路邊攤消夜。夏天小龍蝦，冬天烤串。何琴不像我那麼熱衷於十三香龍蝦，說有土腥氣。離宿舍兩個路口有條排檔巷子，一溜小飯館對著停車場的圍牆，在白天顯得破敗凋零。入夜，窄巷活轉過來，藍藍綠綠的塑膠小凳陸續被人占領。
店主們站在門口用大鍋炒龍蝦、田螺、河粉，以及顧客們當場選的時蔬。
油鍋炸響，花椒的香氣在空氣中彌散。
何琴每每吸著鼻子說：“真帶勁。”
光顧過所有店家之後，我們成了盡頭倒數第二家的擁躉。老板曾是飯館的二廚，他開排檔是因為不用做午市，而且隻需一個小工。他的手藝很好，食物量比其他家少一半。我們每次抗議，讓他再加一把田螺，他嗬嗬笑：“總歸要讓我賺一點，才能保證質量。你們不就是衝著吃口來的嗎？”
這話倒也在理。
衝著吃口光顧的我們常點一份龍蝦，一份田螺，烤雞翅尖和青椒香菇蒜薹。啤酒照例是兩支哈爾濱冰純。何琴先注滿我的一次性杯子，她自己對瓶直飲。就是說，我兩杯，她一瓶半。
她剛到上海的夏天，手上沒什麼錢，卻不肯讓我買單，總要搶。
後來回想，她自有潛藏的自尊。同坐在油膩小飯桌前的好友是個初出 茅廬的記者，前途縱然不如錦似緞，至少沒有生活之虞。她內心肯定有著不安和疏離，我當時一無所覺，每當被何琴搶了單，我總說她生分。
“騰衝的燒烤更好吃，”何琴感慨，“雞爪子，小瓜，羅非魚。哎……”
“別饞我，有這個就不錯了。要是哪天我混不下去，就弄個雲南燒烤攤，怎麼樣？我猜能火。”
她像在忍笑。“我又不是沒吃過你做的菜。你有沒有聽過一句話？
人貴有自知之明。”
我用不拿烤串的手敲她一下。“又沒說我自己做。”
“你別打我的主意……”
“小氣！我可以引進外援，這樣好了，請海椒的媽媽幫忙！來吃的人肯定會排長龍。”
“你呀，人家憑什麼不待在自己家，和你來這個陌生地方？不是每個人都喜歡大城市。”她的語調忽然嚴肅起來。
“你也不喜歡？”我忍不住反問。
她露出一個淺淡的笑容，幾乎是憂傷的。“我在哪裏都一樣。”
何琴的這種反應總讓我懷疑把她喊來是否正確，但我轉念就會說服自己：她隻是還沒適應上海。不論如何，來這裏有我照應她，比起她在大理當店員的暗淡日子，上海的每一天有更多的可能。
隔了這麼多年，在異鄉的燒烤攤吃著不夠辣的烤蠔，恍惚地想起不再的夏天，我忽然意識到，真正需要何琴在上海的不是她自己，而是我。大頭想念尾巴，就這麼簡單。可笑的是我還不斷給自己找理由，說這都是為了何琴的前途。
我付賬離開，那幾名男女仍在繼續悠長的吃喝戰線，無從判斷他們是外來客還是土生兒。我莫名地羨慕他們，也許因為我已經過了夜攤能帶來莫大愉悅的年紀。更可能因為他們有彼此做伴，我卻不斷失 去親近的人，何琴失蹤已近一年，小山下落不明也有四個月了。
第二天一早，我搭電動三輪車來到輪渡碼頭。一天隻有早中晚三趟渡船往返，如果我想在當天回到市區，要麼中午離島，要麼搭傍晚的最後一班。離開船還有一會兒，我站在沒有圍欄的水泥堤岸眺望大海。是個陰天，海水呈現比天空略深的鉛灰色，風用力擠壓著雲層，使天空的灰白愈發濃重。沒見海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