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94年的春天，令人尊敬的羅諾德·阿德爾先生不知什麼原因被人謀殺了。這樁案件不僅引起了全倫敦的注意，而且還給上流社會帶來了極大的恐慌。警方在調查結論中公布了詳細案情，這些都已為大家所知曉，但仍有許多細節被刪去了。這是因為起訴理由非常充足，沒有必要公開全部證據。在十年後的今天，就讓我來補充一下破案過程中短缺的環節吧。罪案的本身已經夠令人感興趣的了，但對我而言，這與隨之發生的不可思議的事情比較起來，實在不算什麼，這些隨後發生的事比我一生中任何奇異的經曆都要使我震驚。即使是現在，一想到這些事，仍使我震顫不已，也使我再次地由心底湧起歡愉、驚歎與難以置信之感，從而完全掩蓋了我的理智。讓我向那些關心福爾摩斯的讀者朋友們說一句：請不要責怪我沒能讓你們分享我所知道的一切。要不是他親口下令禁止這樣做的話，我會把這當作我的首要義務的。而這條禁令直到上個月3號才剛剛被取消。
可以想象，我和福爾摩斯先生的密切交往使我對一些離奇的刑事案產生了很大的興趣。在他失蹤之後，隻要是公開發表的疑案，我都會無一遺漏地進行仔細的研究。也許是個人的興趣吧，我總是試圖用他的方法來解釋那些事件，雖然往往並不成功。沒有哪一個疑案像羅諾德·阿德爾慘死案這樣吸引我。當我讀到審訊中提出的證據並據此判定未查明的某人或某些人被疑為蓄意謀殺罪時，就更加清楚地意識到福爾摩斯的去世給這個社會帶來了多麼巨大的損失。我敢肯定，這件怪事的一些疑點必定會吸引他。
而且，這位歐洲首屈一指的刑事偵探，憑借其敏銳的觀察力和頭腦，很可能彌補警力的不足，更可能使他們提前采取行動。盡管我整日巡回出診，腦子裏卻總是在思考著這個案子，但一直找不到答案。沒有辦法，我隻能冒著講一個陳舊故事的風險，把審訊結束時已經公之於眾的案情再簡要地敘述一遍。
羅諾德·阿德爾先生是澳大利亞人，他是某殖民地總督梅魯斯伯爵的第二個兒子。他母親回英國來做手術，現在與兒子和女兒住在公園街427號。這個年輕人出入上流社會，就大家所知，他並無仇人，也沒有什麼壞毛病。他與卡斯特爾斯的伊迪·伍德利小姐曾經訂過婚，但在幾個月前雙方解除了婚約，之後也看不出彼此有多深的留戀。他平日的時間都消磨在一個狹小、封閉的圈子裏，由於性格冷淡，早就習慣了沒有變化的生活方式。可是，死亡以奇特的方式襲擊了這個年輕人，時間是在1894年3月30日晚上十點到十一點二十分之間。
羅諾德·阿德爾喜歡打牌，而且下的賭注也很大，但這從未有損於他的身份。他也是鮑爾文、卡文迪希、巴格特爾三個紙牌俱樂部的會員。在遇害的那一天，他吃過晚飯後曾在卡文迪希俱樂部玩了一會兒，當天下午他也在那兒打過牌。和他一塊的莫瑞先生、約翰·哈代爵士和莫倫上校都證實了他們在一起打牌。阿德爾輸了不到五英鎊，這麼點兒輸贏還不至於對他這麼一個富甲一方的人構成什麼影響。他幾乎每天不是在這個俱樂部就在那個俱樂部打牌，但他出牌謹慎，總是贏了後才離開。證詞中還談到在幾星期前，他曾與莫倫上校搭夥，贏了歌德菲爾·米爾納和巴爾莫洛勳爵多達四百二十多英鎊。在調查報告中提到的有關他的近況就是這些。
在出事的那個晚上，他從俱樂部回到家是十點整。他的母親和妹妹都沒在家。女仆說聽到他走到二樓前廳（他經常把那兒當作臥室），那時早已有人把火生好了。由於有煙冒出，所以他開了窗。梅魯斯夫人與小姐大約在十一點二十分回來了，當時屋子裏很安靜。夫人想進去對兒子說聲晚安，但發現門從裏麵給反鎖上了。母女二人叫喊、敲門都不見答應，覺得不對勁兒，就找人把門撞開。隻見她們的親人倒在桌邊，腦袋挨了一槍，模樣很恐怖，可是屋裏又不見任何殺人用的凶器。很奇怪，在桌上放著兩張十英鎊的鈔票和總共十一英鎊十先令的金幣和銀幣。這些錢被分成了十小堆，數目不一。旁邊還有一些小紙條，記錄了錢數和牌友的名字，由此可以猜想到當時他正在計算贏了多少呢。
對現場的詳細檢查隻能使案情更加撲朔迷離。第一，無法解釋這個年輕人為什麼要把自己反鎖在屋子裏。當然更有可能是凶手反鎖上門，然後從窗戶逃跑的。可是，窗口離地麵有三十多英尺那麼高，更重要的是窗下的花壇種滿了番紅花，裏麵並沒有被踩過的痕跡，房屋與街道之間的草地上也沒有被踩過的痕跡。因此，很明顯門是這個年輕人自己鎖上的。第二，假如有人能從外麵對準窗口開槍，而且造成這樣的致命傷，這個人一定是個神槍手。可是，公園路是一條行人川流不息的大道。離這所房子不到一百碼的地方就有個馬車站，在這種場合下開槍殺人，又沒有人聽見槍聲，那也是不可能的。
由於找不到突破口，案件變得更加離奇。在前麵我說過，阿德爾沒有仇人，而現在屋裏的錢和貴重物品也沒人動過，這就更加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