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剌諸部正在密謀，打算挾天子以犯京城，而大明景泰帝仍在為平息新君即位後的政治餘震絞盡腦汁。
他作出了第三個曆史性抉擇，那便是廣開言路，進一步稀釋朝中老臣的話語權。遇大事不再固守“廷議”這一舊製，而是利用早朝機會或直接曉諭百官集思廣益，廣泛聽取中下級官吏乃至民間的意見，因此得以知真情、聞真言，也不得不直麵許多尖銳的批評。
譬如，後來北京保衛戰的勝利是景泰帝得以坐穩帝位的重大曆史事件，但事後有下級官員指責北京保衛戰打得難看，許多方麵都須加以完善。對此，景泰帝並未暴跳如雷，而是從善如流，敕諭各部采納並施行批評者的建議。
一個君王能像唐太宗那樣聽得進刺耳的批評聲音，這是他成為明君聖主的第一步，可喜的是，景泰帝具備這樣的潛質。
這期間，朱祁銘總被景泰帝強留在身邊，終日忙於國事，一直無暇前往婉汀居。
這日一早，朱祁銘奉召剛剛進入武英殿，就見司禮監秉筆太監金英、興安相繼入內。
與左右逢源、於各方勢力間小心遊走的金英不同，興安隻忠於景泰帝一人。
誰說宦官無良臣節操，無遠大抱負？年不足五旬的興安就給了世人成見以有力的反擊！
興安非常廉潔，對景泰帝忠貞不二，眼下這場前所未有的大國危機讓他簡直就是在激情燃燒！
在世人的印象中，像於謙這樣廉潔正直、有勇有謀的良臣肯定會深孚眾望，其實不然，於謙的反對者太多，於謙與宋代的寇準、李綱一樣，自己都不能自保，許多時候，都是興安給了於謙無私的支持與有力的保護。
有人會問，一個中官有這麼大的能耐麼？當然有！金英與興安的品秩都是正四品，但他們與朝中百官一道審案時，金英或興安總是居中而坐，而六部尚書等官員隻能在他們左右兩側分坐，可見，中官的實際地位遠遠高於他們名義上的品秩。
不過，興安也有力所不逮的時候。在是否迎回上皇聖駕一事上，景泰帝屢屢與朝中老臣產生分歧，忠心護主的興安每每出頭，與王直等老臣激辯，王直一頓子曰、詩雲就讓興安懵圈了，後者毫無招架之功。
此刻，金英、興安二人帶來了瓦剌人的最新動向。
“啟稟陛下，有個叫陳喜同的被俘錦衣衛小旗從瓦剌那邊逃回，說脫脫不花率軍一萬，欲往西南方向與也先、阿剌會師，相約舉兵前來攻打北京。”金英率先道。
景泰帝神色凝重地走下禦台，向朱祁銘投來征詢的目光。
朱祁銘拱手，“陛下，脫脫不花僅率軍一萬，從中可以看出，瓦剌三部各懷心思，都有所保留，料屆時進犯京師的韃賊不會太多。”
景泰帝點點頭，臉色卻並未寬緩下來。
即便隻有區區數萬韃賊進犯北京，隻怕大明也會夠嗆！眼下北境邊軍已成驚弓之鳥，畏懼韃賊如同畏虎，總兵官以下諸將習慣於閉城自保，遇調令往往遷延不進，甚至托病不從，連楊洪的兒子楊俊也是如此。
禮科給事中金達參了楊俊一本，說楊俊“怙勢貪侈，無勇無謀，不堪任用”，事下兵部商議，兵部慮及事涉楊洪，眼下正是用人之際，便決定調楊俊入京操練，其部屬撥給趙玟統領。可是，楊俊遷延不進，此後在京城戰事吃緊的關鍵時刻，楊俊又再次不聽調遣。
邊將如此，京中操練營的軍官更是不堪。於謙仔細考察各營軍官，發覺大多不堪用，隻能奏請景泰帝，予以罷免，重新選拔。
而一幫文官大多在悄悄尋找後路，將家屬秘密送出京城，此舉讓本已安定下來的民心複歸惶恐。其中新獲擢升的都察院右都禦史喻士悅轉移家屬時，被人逮了個正著，喻士悅百般狡辯，景泰帝隻好姑釋不究。
京中情勢堪憂，故而聽了金英的奏報，鑒於人心不穩，戰備事宜做得並不充分，景泰帝當即吩咐近侍內官傳旨：“將此消息傳告兵部，以增派紫荊關、居庸關、古北口兵力為宜。”
這時，興安道出了一個讓景泰帝左右為難的消息：“啟稟陛下，據宣府總兵官楊洪派人來報，大明使臣季鐸回來時曾說：也先揚言‘自送至尊赴京正位，要五府六部官員出迎’，數日後即可抵京。另據大同總兵官郭登派人來報，也先部屬傳來上皇敕書，不知真偽，上皇在敕書上說：‘皇上不該正位，也先必來為朕報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