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了，你知道我去年在一家很有名的club裏當bartender。認識了好多人，還見到了好多中國明星呢。”
“是嗎，有誰？”
“不知道能不能說耶，他們可能不想normalpeople知道他們都去哪些club。”
“噢，好吧。”
這也是陳宏和夏瑞漫一起吃第一頓午飯時的對話內容之一。此時兩人盤中的飯菜已經吃得差不多了，夏瑞漫想趕緊離開的心愈發強烈，她看著不遠處那些一個人安靜吃飯的身影好生羨慕。
陳宏拒絕全用中文表達的毛病，夏瑞漫從與他交流的第三分鍾開始就注意到了，聽他的國語吐字也不太清楚，便想著等會問問他在國外待多久了。沒等她開口，在第四分鍾的時候陳宏就告訴夏瑞漫說他讀完高中才出的國。這讓夏瑞漫真不知道是該為他英文的迅猛進步而感到高興，還是為他完全非天然的中文退化而感到悲哀。後來，夏瑞漫發現她不用這麼糾結，因為這位“英語達人”隻是披了一張老虎的皮罷了，他也就能蹦出幾個《常用詞彙大全》裏的英語單詞。
如果陳宏堅持要跟她說英語，夏瑞漫也就認了，畢竟在雙聲道同開的情況下她還能明白陳宏在說什麼，她還可以把陳宏自動默認她完全理解這些單詞的意思的做法看做對自己智商的認可。但沒過多久，夏瑞漫就發現她錯了，她高估了自己。因為陳宏同樣自動地默認出租車司機、售貨員、掃地的阿姨、某位路人都能說流利的英語。夏瑞漫這才慚愧地發現自己的知識是多麼的匱乏，對國內的發展是多麼的不關心，感謝新東方、華爾街英語、英孚教育以及陳宏的行為等，她終於了解到中國已經達到了全民說英語的水平。
有時候夏瑞漫覺得自己是自討苦吃，她明白陳宏人挺好，待人挺真誠，但夏瑞漫如果跟一個人無法溝通，此人對她再殷勤，她也不願多說一句話。到底什麼是‘可以溝通’她說不上來，也沒個固定的標準，這得真的接觸了才有感覺。世界上千千萬萬的人，每個人都在大聲說些什麼，扯著嗓子發表意見，卻沒有人願意坐下來聽一聽別人有什麼話要說。久而久之那些安靜而有力的聲音越來越弱，隻剩無邊無際的喧囂。
有一天，在和陳宏一起吃過晚飯後，夏瑞漫打電話給五曉小說道：“有時候，我感到特別孤獨，所以想找人說話。可大聲聊完天之後，卻發現自己更加孤獨。在我一個人的時候，至少這份孤獨的來源是無人陪，沒人說話。再次見到朋友，或找到朋友，我便可以感到溫暖。可在人群裏的孤獨呢，我雖然在說話，可我沒有在與人交流，我說出去的話並沒有起到它們應該起到的效果，一塊石子扔進水裏，卻一點波紋都沒激起。更多的時候，對麵的人根本沒有讓我說出內心深處想法的欲望。如何改變這樣的孤獨呢，或許我該更努力地找那些可以對話的人，或許我該滿足有你在我身邊，或許我該改變自己。
“小的時候，能一起玩玩具、傻玩、瘋笑的就是最好的朋友，在他們身邊很滿足。可長大後，‘朋友’這個詞所包含的東西增加了許多。如果無法跟他們在一些最基本的問題上達成共識，跟他們待在一起，隻會徒增煩惱罷了，‘有人陪’不會讓我多快樂幾分。這麼看來，獨自一個人真的不那麼可怕，最可怕的是身邊最‘親’的人離你其實是那樣的遠。”
這話不是針對陳宏一人說的，而是積攢許久的心裏話，隻是每次與陳宏的“交流”都讓她再一次重溫無話可說的痛苦罷了。
身處世間，得一說得上話的人足矣，但夏瑞漫又貪婪地想多有幾個說得上話的朋友。什麼叫真正說得上話不好定義，就跟命中注定的白馬王子差不多，出現了自然就知道出現了，出現之前再怎麼描述也描述不準確，有些人看似符合標準，其實又不符合標準。
從陳宏那裏學到了一些簡單事宜後，夏瑞漫一直跟著一個剛滿30歲的姐姐學習，姐姐要到哪裏采訪報道，有什麼活動要參加，都帶著夏瑞漫。但她中午吃飯不帶著夏瑞漫，因為她無時無刻不在減肥。這姐姐的全名特別拗口，所以報社鮮有人叫她的大名，都叫她小楓。小楓告訴夏瑞漫，讓她跟著大家一起這麼叫就行了。夏瑞漫這麼叫了幾次覺得以“小什麼”稱呼比自己大十幾歲的人實在別扭，就在後麵加了個“姐姐”。
夏瑞漫第一次跟小楓去參加的活動是某國使館搞的，為的是慶祝與中國建交30周年。活動地點就在使館內部的一個類似會議室的房間裏，房間不算太大，到場的媒體和其他相關人員並不多，也就坐滿了前五排。大使坐在一張帶點中國風的長方形木桌子後麵，先用中文進行簡單的介紹。他的中文很蹩腳，堅持說上幾句，有點與台下的中國人拉近距離和自我調侃的味道。大使的中文講得雖然慢，但還努力地往北京腔上靠，每說幾個字就要在不恰當的地方加上一個“兒”，惹得夏瑞慢直想笑。還好大使很快將語言轉換成自己拿手的，普通話則由講一口標準漢語的翻譯來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