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聽到有人這樣說，憲法上都講了，公民有言論自由，現在說什麼話也不犯法。特別是一些年青人，“自由”得沒邊，不分場合，不知深淺，不計後果，張口就說，順嘴就講。甚至以敢在眾人麵前放肆地發表攻擊黨，攻擊社會主義的言論而得意洋洋，生怕別人不知道他“思想解放”。
我要提醒這些人，如此理解憲法中的“言論自由”是錯誤的，發展下去也是危險的。
因為，在任何時候，黨、國家和人民，都不會給攻擊黨、攻擊社會主義的言論以自由的。
這樣理解“思想解放”，前景令人擔憂。
信分真假
夜深人靜。
她從來上爬起來，聽聽隔壁屋裏的家人都睡著了，就輕手輕腳地摸下床坐在桌前，擰亮台燈。
她很快就寫了一封信。
看上去，這是一封平安家信，裏麵說的都是一些家常話。
可是，當這封平安家信寫完了之後，她卻把信紙翻了過來，在桌上鋪平。
她從抽屜緊裏邊掏出一個神密的小黑紙盒。打開紙盒，從裏麵取出一個小量杯，又取出花生米粒大小的一塊白豆腐乳。她把白豆腐乳放入量杯，加入五毫升的水，然後用筷子搗碎白豆腐乳。
量杯裏的清水很快變得混濁了。
她用沾水筆沾著這混濁的白豆腐乳水，開始在平安家信的背麵寫字了。
她才寫了幾個字，手就不由得顫抖起來。
因為，這不再是平安家信了，而是特務情報。
她愣了片刻，看到剛剛寫完的字幹了以後，紙上什麼痕跡也沒留下，心裏才稍稍平靜下來。
她又順手拿起桌上的一本書，翻到了三十五頁。這份情報除了可以寫在家信的背麵，還可以用白豆腐乳水寫在任何一本書的三十五頁的空白處，然後將書寄走。她想了想，又將書放下，還是決定寫在家信的背麵。
她寫完了情報後，按照聯絡地址，在信封上寫了“東京都目黑區目黑郵便局私書箱太陽產業株式會社”，又隨便寫了一個收信人的名字，就將情報裝了進去。
信還沒寄出，可她的心，卻早已經從北京的這條僻靜的小胡同裏，飛向了那閃著五光十色、令人跟花了亂的霓虹燈的東京。
人分敵友
她出身在一個革命幹部的家庭，今年剛滿二十四歲。一年前的春天，她隨去日本定居的丈夫到了日本，自費留學。
能到國外去生活，這是她朝思暮想的。
因為，在她的心目中，外國的一切都是好的；而自己的祖國呢，又貧窮又落後。她所看到的，都不順跟；她所聽到的，都不隨心。她認為自己不但知道很多所謂“核心機密”的小道消息，而且博覽廣閱，對任何事情都有一套獨立的見解，是一個最徹底的“思想解放者”。因此，在國內的時候，她嘴上就沒站崗的，攻擊黨、攻擊社會主義的言論，張口就說。人越多的場合，她越敢說，並以此為榮。領導和同誌們對她的提醒，她不但當成耳旁風，還譏諷提醒她的人是“老左”。
到了國外後，她更認為到了一個言論徹底自由的地方，不分場合，不問對象，隻要一見到會說中國話的同學，談不上三分鍾，就把她那一套“獨立見解”全盤托出，添枝加葉地對黨、對社會主義製度放肆地攻擊。一遇上與自己有同感者，就更加沒邊沒沿，把國內暫時的困難誇大到無窮大。
在國外那樣複雜的生活環境中，她這樣一個“見多識廣”的人，連“人分敵友”這樣一個極普通的道理都不懂得。
很快，她的“思想解放”就受到了居住在當地的國民黨特務分子的注意。
一天，一個平時跟她最談得來的同學歐陽東，帶了一個叫張智的朋友來找她玩。歐陽東明確地告訴她，張智是從台灣來這裏留學的，父親是國民黨的少將。她聽罷，竟然說：“台灣來的怕什麼，現在在大陸，誰的爸爸是國民黨的將軍，比共產黨的高幹子弟還吃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