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賓發表了他對眾人證詞的不尋常之處的見解：“你說得不錯，把眾人的證詞進行了‘歸納’，但是這其中的‘不尋常’之處你卻沒有說出來，也就是說，你的看法並不特別，不過這不代表在這些證詞中就真的沒有什麼有價值的地方。你所說的證人們都認可聲音粗啞的人是個法國人，關於這一點，爭議不是很大。但是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眾多證人對那個聲音尖銳的人說法各異？我感到不尋常的地方不是人們不能確認他是哪國人，而是在這些證人中，既然有意大利人、英國人、西班牙人、荷蘭人，甚至法國人，但是他們每個人都認為凶手是‘外國人’，也就是說，他們每個人都非常確定凶手和自己的國籍不同。更為奇怪的是，每個證人在證明凶手不是自己國籍的人時，竟然幾乎都說自己沒有聽懂凶手的語言，他們用自己聽不懂的語言來指認凶手所說的語言，這難道不奇怪嗎？假如你不懂A國語言，那麼你會確定凶手所說的正是A國語言，而且認定凶手就是A國人嗎？
“警察證人是法國人，可他說自己雖然沒有聽懂凶手在說什麼，但認為凶手所說的應該是西班牙文。餐廳老板是荷蘭人，但他在不會講法語的情況下認定那個聲音尖銳的人是法國人；要注意，他自己不會說法語，而他的證詞是經過翻譯完成訊問的。裁縫師是英國人，他認為凶手應該是德國人，可是他自己其實聽不懂德文。殯葬業者是西班牙人，並且很肯定凶手是英國人，與前麵的證人一樣，他自己不懂英文，隻是根據對方講話的口音做出的判斷。意大利籍的西點糖果師則把這一榮譽交給了俄國人，可他自己從來沒有和俄國人聊過天。還有一位銀器工匠，他是法國人，但他與自己的警察同胞看法有些不同，他認為凶手大概是意大利人，他與警察同胞一樣的是自己根本不懂意大利文，他的結論同樣是根據口音判斷，並確定這種口音是意大利的口音……所有這些隻說明了一點，那就是凶手有著一種詭異的不尋常的口音，不然為什麼從歐洲四麵八方而來的證人都無法說清楚這是一種什麼口音？當然你還可以說凶手的口音是亞洲的或非洲的，可是你也很清楚，在巴黎並沒有很多亞洲人或非洲人。當然，我們不能因此就排除凶手是亞洲人或者非洲人的可能性，不過我想你應該注意的是這樣三點：首先，其中的一個證人說這個聲音，與其說尖銳，不如說刺耳；其次，還有兩個證人指證，凶手的音調是急促且不平均的；最後，所有的證人都不知道凶手到底說了什麼，他們沒有聽清楚凶手說的任何一個詞或字。”
杜賓接著說：“可能到現在你都不清楚我到底要表達什麼。我想說的是，從這些意見分歧當中我們能夠知道，隻有從這兩個有著粗啞和尖銳聲音的人入手進行推測才能夠深入到本案的事實中。我對此點很有把握，這一推測必然是合理的。可能‘合理’這個詞還不能完全形容我的推測，應該這樣說，偵破此案的唯一入手之處就是我所說的這一推測。但我現在還不能告訴你那兩個當時在爭吵的人到底在本案中涉嫌到何種重大的程度。你隻要記住一點，那就是如果在一樁命案現場發生了粗啞和尖銳的兩個聲音的爭吵，是十分奇特和不尋常的，這也是我要去現場所在的四樓房間進行更進一步偵查的原因。”
接下來杜賓要分析的就是凶手逃逸的可能出口了，他說：“假如現在我們身在案發現場的那間房子裏，你會最先發現什麼線索？是的，我們最先發現的將是凶手是怎樣逃走的。愛斯巴奈雅母女死於被人謀殺這是確鑿無疑的，而且殺害她們的凶手並非什麼超自然的力量，凶手也不可能具有什麼神鬼力量，而是一個真實存在的人，那麼他一定有自己作案之後脫逃的辦法和出口。可是這個案子的凶手是如何逃走的呢？讓我們感到幸運的是，凶手逃走的路徑並不是樓梯和大門，也就是說，凶手從案發現場所能逃走的路徑可以排除樓梯和大門，這樣我們就能夠將調查範圍縮小。
“凶手逃走的重心就在案發的四樓這個房間裏，隻要我們能夠仔細地搜索，就一定可以把答案找出來。讓我們把凶手可能逃走的各種方式逐一分析一下。首先能夠確定的是，在眾人準備從樓梯上樓時，本案的凶手仍然還在案發的四樓大房間中，或者是那個和大房間相連的小房間中。因此，凶手逃跑的出口就在這兩個房間中可能的出口中。在這之前，警方已經對這兩個房間進行了全麵和細致的搜查，不論是地板、天花板還是牆壁，他們都進行了檢查，因此如果真的存在秘密出口，他們一定早已經發現了。
“可是，這也是我不能完全相信警察的地方，我隻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東西。但我們在現場的調查讓我確信，在這兩個房間中並沒有秘密出口存在。通往走廊的有兩扇門，這兩扇門都是鎖上的，並且是從裏麵反鎖的；煙囪可能是逃走的路徑，這兩間房子的煙囪至少離壁爐有兩三米高，或許它們能被凶手利用，從而躲避眾人的搜查，可是煙囪的寬度非常狹窄，幾乎連一隻大貓都擠不進去，又怎麼能讓一個大漢藏身呢？首先不存在秘密出口，其次煙囪也無法讓人藏匿和逃走，那麼能逃走的地方就隻有窗戶了。小房的窗戶與街道對著，假如凶手從此處逃走，則一定能夠被街上圍觀的人發現。也就是說，能夠讓凶手逃走的一定是後麵那間大房中的窗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