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是……大女孩也不要管這麼多，好好回去學畫，春研墨，秋調琴，現在正是學畫的好季節。”
“我正好畫了一幅畫送給你。”桑梓兒狡黠的笑著，從身後拿出一卷畫來，石越這才注意到她一直把雙手背在身後。他接過畫來，展開細看，畫的卻是一個書生在月下舞劍，那個身影依稀便是自己，旁邊用清秀的小楷題著一句詩：“欲吐草茅憂國誌，誰能喚起讚皇公”——這是石越以前在她麵前吟過的一句詩，不料她就用在此處，把石越比作是風塵三俠中的李靖，也是一番勉勵之意。
有時候許多人的關心對當事人會造成一種壓力。石越用自己的身世做借口拒絕參加茂材科征詔的事情，很快就傳遍了大街小巷，成為士子們議論的話題之一。有人讚賞他無意功名的“高風亮節”，有人不以為然的認為他“沽名釣譽”——當然，這種想法隻能在心裏想想，若有哪個冒失鬼說出來，不免要遭旁人白眼：“若是換成足下，還不定怎樣。”另有一些人則替他惋惜，認為他這樣的才華不為朝廷效力實在可惜；卻也有一些人暗暗高興，恨不得他再傻一點……
繼蘇軾來信責以大義之後，王安禮、曾布也寫了一封差不多內容的信，勸他節哀順便，不要回避為國家效力……
對於那些不是真正關心自己的人的想法，石越倒並不在意，他有固定的計劃，不會為此而感到慚愧。但是對於欺騙了那些真正關心自己的人，石越心裏的確感到非常的內疚。雖然馬基雅維裏“曾經”說過，如果你想騙人，就一定能找到心甘情願的受騙者；但是如果這些受騙者中有一些人是真正關心你的長輩、朋友，對於石越來說，他還是覺得非常的不好受。隻是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如果不把這場戲堅持演下去，對於自己聲譽的打擊將是致命的。
“如果誠實會嚴重損害到一個君主的利益的話，那麼君主就應當毫不猶豫的撤謊。”石越不斷用馬基雅維裏的名言來給自己打氣，以求度過這道德上非常艱難的一段時期。石越並不是把謊言當飯吃的現代人。
“我快要變成一個政客了！”有時，石越又忍不住要在心裏譴責自己。自從回到古代，自己就一直在謊言中生活，從頭到尾都是謊言，詩詞有一半是在抄別人的，文章也有一大半是抄別人的，自己的來曆明明很清楚，卻要騙所有人說不清楚……自己以前怎麼從來不曾覺得自己是這麼會撒謊呢？
但是要說出真相嗎？想想那後果吧？瘋子、偽君子、大騙子、怪物……可能瘋子是自己最好的結局。
“也許自從我來到這個世界的那一天起，就注定我要當一個騙子吧？！”石越無奈的想著。
受到自己道德心困擾的石越第一次諷刺性的發現，原來一直以為自己生長在一個道德缺失的時代，應當沒有多少道德上的拘束，但是當自己回到一個普通人更講道德感與真情的世界之時，卻突然覺悟到，一個生活在一群善良的人們之間的騙子，要承受多大的道德壓力……石越有時候幾乎有點渴望生活在一個更肮髒的地方，這樣自己至少不會這麼困擾。
不過這畢竟也是隻想想而已，對於人類而言，不管發生感情最初的原因是什麼，隻要一旦彼此之間有了真摯的感情，那就是很難割舍了。對於真摯的感情，每個人都有一份與生俱來的眷戀。
困擾中的石越幾乎是無意識的叫了馬車去碧月軒。
找到楚雲兒之後，他一句話也不說，隻是坐在楚雲兒的對麵，靜靜的喝著酒，心情在這裏慢慢地恢複平靜。
楚雲兒這段日子聽說過無數關於石越的流言，當他進來的時候，她心裏高興得砰砰亂跳，卻又不敢表現在臉上。當石越進來靜靜的坐在她對麵，一言不發的喝著酒時，她不知道為什麼，心裏有一種針刺般疼的感覺。她輕輕地走到琴邊，默默的調好琴弦，輕撫一曲，陪著石越喝酒。
兩人就這麼坐著，一個喝酒，一個撫琴，沒有說一句話。可是兩個人的心裏，一個極度的寧靜，溫柔的寧靜；一個卻是快樂，從心靈到指尖都有幸福的感覺……一直到天全黑了，石越才起身，輕輕說一聲：“謝謝你，楚姑娘。”也不待楚雲兒回答，便轉身離去，留下楚雲兒一個人癡癡的發著呆。
從楚雲兒那裏回來之後，石越緊接著就引起了四月份的一場風暴。因為唐棣等人還沒來得及接到朝廷的任命，這也讓他們在這場風暴中依舊擔任著助手的角色。
熙寧三年的四月，本來應當是一個春暖花開的季節，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季節卻也是個多事的季節。在朝廷中，王安石開始了對禦史台異議分子的大清洗，自禦史中丞以下，一大批台諫官員被皇帝趕出了朝廷。而在民間，剛剛出版《論語正義》、拒絕赴茂材製科考試的石越，再次刊發了驚世之作——《疑古文尚書偽作論》。
這本書的內容，是石越憑出色的記憶，綜合了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和惠棟《古文尚書考》的考據，證明東晉梅本《古文尚書》是晉人偽作。不僅如此，在書中，石越更是直接攻擊《今文尚書》除了《西周書》之外，也全部是後人偽作。《尚書》作為儒家最重要的經典之一，在學術層麵受到了石越最猛烈的挑戰！
這就是石越和唐棣等人自《論語正義》之後一直在做的事情之一。
本來在北宋的時代，今古文《尚書》並沒有分開，一直合在一起出版，要到朱熹時才開始慢慢懷疑到今古文《尚書》，把今古文《尚書》分開來講。此時石越直接攻擊《古文尚書》是一部偽作，而《今文尚書》則大部分是戰國人寫的偽書，如何可以不引起軒然大波？士林頓時一片嘩然。
石越費盡心思寫出這本書並公開刊發的目的，除了是要進一步確立自己在學術上的地位之外；就是想要顛覆當時人們對上古三代的認知，關於三代最原始的資料出自於《尚書》，一旦《尚書》的真實性被質疑，那麼其權威必然大大下降，而石越便可以借機重新解釋經典，構建一個新的上古三代；而且，在宋代的學者們已經開始對傳統的經典不再盲目信任，並且提出種種質疑之時，石越的這部著作，無疑會極大的鼓舞這業已出現萌芽的思潮——既然《尚書》都有問題，還有什麼不能被懷疑？
如果說《論語正義》刊印之後，是讚揚遠遠多過批評的話；那麼《疑古文尚書偽作論》一問世，首先便是讓許多人目瞪口呆，輿論幾乎是短暫性失聲。而等到最初的驚愕之後，留給眾人的，便是一種複雜的心情。石越考證之細致精確，讓《古文尚書》之偽幾乎成為一種無法辯駁的事實，士林也隻能平靜的接受。但是對《今文尚書》的質疑，卻未免有證據不足之嫌。一時間批評的聲音都是針對《今文尚書》部分而來，其中攻擊得最賣力的，便是陳元鳳。隻不過他的反駁，完全是對石越人品的責難，在學術上實在沒有太多的意義。而石越對《今文尚書》某些部分是否偽作，並未給出定論，這些反對的聲音沒有引來石越的辯護，反而引來了不少著名學者的辯護。
《疑古文尚書偽作論》的刊印，真正引發了一次學術大討論，其直接結果就是朝廷明示天下，從此考試不再考《古文尚書》！至於今文經與古文經的戰火，由此重新點燃，這卻是石越所始料未及的。
四月的風暴並非僅此而已。
四月下旬，石越第一部真正意義上自己創作的作品《三代之治》出版。
這本書全文不到五萬字，是一部烏托邦式的著作，以複興上古三代（堯、舜、禹）的名義，講敘了一個理想化的世界，包括社會、文化、政治製度等等諸方麵的內容。石越與蘇軾所談的民主議會的思想，便反映在這本書中。其中心思想無非是天子是受命於民，而非受命於天，得民意者方能治天下，又指出天子最可倚重的，不是士大夫，而是老百姓……
“石越通過攻擊《尚書》的真實性，先空洞化對三代的記載，然後對上古三代進行自己的解釋，借三代的名義搶占對儒家經典的製高點，再輔以對儒家經典的重新解釋，完成對儒家學說內部的改革”——這是後世對石越種種行為的解釋。當時的宋代，在文化上實際上和漢武帝時代的情形非常相像，經學經過兩晉之變，在唐代複興，卻又慢慢讓位於詩賦，五代士風淪喪，可以說在宋代遲早要有一種新的學說來占領思想界的王座，這是一種客觀需要。所以先有所謂的“古文運動”，然後有王安石的《三經新義》，最後有朱熹完成的理學……群雄逐鹿，最後理學捷足高登，主導中國數百年的思想史。此時石越的作為，不過趁古文運動已到最後的輝煌，正準備完成它對晚唐以來豔麗的文風最後一擊，而“王學”尚未問世，理學影響未大之際，趁虛而入，以一係列的新說，加入到這場爭奪思想界王座的競爭之中。
在《三代之治》的序言之中，石越提出來“複古、樸實、求是”三原則，繼承古文運動的精神，他公開說三代無書，漢人之文風最合三代的精神，文章應當學西漢；而做人或為文，都應當講究樸實無華，不應當追求浮華的東西，文景之世，皇帝詔書如同白話，最值讚賞；三代堯舜禹，漢代文景，沒有皇帝給自己加尊號，他們的令名照樣傳之於後，石越因此大膽的在文中呼籲皇帝不要給加自己那種長而無實的尊號——這一點其實是謀定而後動，趙頊對於加尊號的確是沒有什麼興趣，終其一生，沒給自己加過什麼尊號；石越又提出來做事要講證據，重事實……
《三代之治》一經出版，幾天之內就被搶購一空，汴京城的讀書人睜大眼睛想看看石越的新作，桑氏印書館幾乎沒有停工的時候。而之後引起的議論，更加超過了《疑古文尚書偽作論》，畢竟後者是一部考證的書，真正能從中間找出問題來辯難的，都是比較高明的人物；而《三代之治》則主要是一部空想理想社會的書，但凡空想，隻要是人，便可品評一下得失。
“自古以來，君為天、臣為地，君為乾、臣為坤，子明所謂議會，以士紳百姓議論官府，以黎庶與九五為一體，似有混亂陰陽乾坤之嫌？”王安禮謹慎的問道。
石越隨手畫了一個太極圖，交給王安禮，微笑不答。王安禮看一了會，突然開懷大笑：“原來如此，妙，妙。”
唐棣等人麵麵相覷，不知道他們鬧什麼玄虛，柴貴誼忍不住悄悄問桑充國，眾人之中，以桑充國與石越相處時日最多，對石越的學說了解最深。桑充國微笑道：“陰陽一體，方為宇宙。世間至道，極陰便是陽，極陽便是陰。九五之尊為極陽，黎庶百姓則為極陰，二者表麵看來相距懸殊，實則一體。”
“子明在《三代之治》中倡議天下普設學校，立圖書館，欲使天下人皆得讀書識字。然則自古士農工商，各有所事，此天命也，子明欲使人人皆為士，可得乎？”蘇軾雖然是傑出之輩，腦子裏卻未免還是有那些等級觀念。
“在下聞孔子曰：有教無類。未聞孔子以士農工商而有教與不教之別矣。且士者，本出於農也，故有耕讀之家。工、商之間，亦未必無賢者，陶朱賈人也，傅說工人也，二者非為不賢。君以為工商不得讀書乎？以為讀書不可以為工商乎？”石越悠然答道。
……
《三代之治》自問世之後，其中稱讚者固然不少，但是眾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以為然之處，所以問難辯論便成了家常便飯。其中對《三代之治》持最激烈意見的人，竟認為這本書是無稽之談，荒誕不經，不過是《準南子》之類的雜家之言，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畢竟大部分的讀書人，卻多多少少對書中提出的理想社會很有興趣，其中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之類的理想，更是被大部分儒生認為這正是儒家經典所說的“大同之世”。普遍的質疑，還是集中在某些具體措施之上。
皇帝趙頊曾經很認真的問王安石：“石越《三代之治》，可以施之於世否？”
王安石正色答道：“此非臣所能知也。惟其中議論，頗有迂闊之處，其謂耕者有其田，自井田崩壞以來，曆代無人能複之，如何能得耕者有其田？又謂廣立學校，臣以為州縣立學，已屬不易，全國遍立，所費幾何？此石越所未深思之故。然其意甚善，亦未必無可采之處。”
王安石這還是持平之論。有大臣在趙頊問到議會製時，憤憤不平的答道：“這是石越想要離間君王與士大夫，其心實可誅。”弄得年輕的皇帝一臉愕然，說道：“不過論是非而已，何至於此？”
《三代之治》出版之後，新黨們看到的，是一個包含著改革思想的年輕人慢慢崛起，雖然他已經通過曾布向王安石表明一種中立的態度，但是王安石並未十分介意，畢竟中立不是反對，他還是樂見這個難得一見的奇才誕生的——雖然反對派諸大臣對石越的舉薦，依然讓他很不快。
而在舊黨一麵，司馬光等人欣賞石越的才學，讚賞他不願當官的人品；蘇軾則和石越有不錯的私交；另一些元老大臣看重的，卻是石越雖然身世不明，卻一向以北方人自居——這些大臣們普遍相信：北方人比南方人要值得信任！況且石越又得到司馬光等人的舉薦，大家對他更無惡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