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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改”結束，我申請要個房間。革委會領導是原副校長，知道先前批給我的房間被人搶占，很快又批了我的申請。
趁孩子沒接回來，我先跑回鄉下探望姥姥，我意外地回來，使她非常興奮，身體比春天時好，基本不咳不喘，也許與季節有關，也許是情緒舒緩了，但還是不斷操心我和孩子的安危。帶子說她天天盼信，隻要接到我報平安的信，就樂嗬好幾天；隻要聽說城裏有什麼風吹草動，就磨磨叨叨地猜這猜那。帶子順便囑咐我，別怕麻煩，多給她寫信，以後不用拐彎寄到誌明家了。村裏的造反派早就蔫了，他們想發威，沒人跟著幹，都忙地裏的活，不像城裏又停課又停工，又辯論又武鬥。
她仍追問中藥是否接著吃，我當然說“是”，實際上我根本沒再去看病，也沒有可能再請假。她問我是否去“大串聯”，我沉默地搖頭；實際上，我才被允許回“學習班”，濫竽於“人民”之中，豈敢奢望浪跡天涯，享受大串聯的“自由”。她對大辯論，特別是武鬥懷有十分恐懼的心理。我告訴她，那是派性膨脹的各派之間的事，離我遙遠，不沾邊，我勸她放心。也許我能去聽辯論，她認為，還是別去聽，躲著點，辯論急了就動武，子彈不長眼，沒事少出去。
我的心情也放鬆多了，挺過勞改，以後還能有什麼難以忍受的折磨？之前女兒出生，幸運地“救”了我一把，錯過了“恐怖”階段。經曆了“獨愴然而涕下”的“煉獄”的磨難，很少對個人生命遭遇不幸而怨艾，而且意識到自己如今背著沉重的十字架，是自我選擇的理性中必然包含的悲劇。此後我不緊跟，也不逆反，很沉默，還有了反省自悟，並確信自己頭上沒辮子，屁股沒尾巴，根柢淺，沒官可罷，沒級可降，沒人能一手遮天，把我趕到地球外。人啊，看透了，就沒什麼憂慮的了，要憂慮的是，精神療救比身體重百倍，而且路漫漫。
我寫信告訴她，孩子已接到身邊，送到街道私人保姆家，早送晚接，隨學習班的時間安排。
學習班，由造反派親自主持，沒有造反派成員參加學習，說不清這些浪跡革命之內人的麵貌，凡事都聽命於安排，跟著流程走。白日學語錄和“文件”，進行大批判。上班要早請示，下班前要晚彙報。人人戴像章，有例行喊“萬歲”和“健康”的儀式，到食堂用餐或在家開飯前，也同樣這樣做，私人住戶開著門大聲喊唯恐鄰居聽不到。晚上要“業餘鬧革命”，學唱紅歌和跳忠字舞，你來不來是“原則立場問題”，來了表現得好不好是“態度情感問題”，所以人人都來，約晚十來點能結束。我便直接去保姆家，抱著熟睡的孩子回屋。早上蜂窩煤爐子一旦滅了火，娘倆就吃不上飯，因為上班不能遲到一分鍾。
孩子跟我一樣起早貪晚，到了寒冬，一歲的嬰兒，深夜冒風雪包多厚的被，也還是怕凍著，保姆天天等我接走才能休息，實際上保姆日工作十四五個小時，給雙份報酬也不多，月酬才十元錢。這樣的生活，孩子很受罪，我的身體變得很糟糕，幾次出現休克。於是我前思後想，決定把孩子送到鄉下。以前我總是找理由推遲，經過半年折騰，我感到，暫時離開是為了以後永遠不離開，便寫信說放寒假時把孩子送回去。
她們從鎮上買了一桶牛奶，凍成坨子運回來，入到倉房缸裏。用時砍一塊燒開，家裏還養隻“奶羊”，增加了新的奶源，相比城裏拿戶口本訂奶，方便多了。至於買的牛奶是否消毒，就顧不上那些了，這還是靠熟人說情買到的。
七十多歲的老人得照看幾個年齡不等的孩子，實在不容易。我擔心她吃不消，可她很淡然地說：“一個羊是趕，兩個羊也是趕。幾個孩子有大有小，還有玩伴。”我女兒最小，才一歲多，哥哥們都成了她的保護神。帶子寫信說：我走後女兒沒找我，跟哥哥玩得很快活，他們搶著抱她。晚上睡著不起夜，對飯感興趣，不喜歡喝奶。天暖和時，就放外麵跑跳。還說農村現在安定，不像城裏一陣風一陣雨，孩子跟著起早貪晚地睡不好。最後並特別囑咐：“把身子骨養好，不長十斤八斤的，就別來接孩子。”還強調，“補肺虛的中藥堅持吃。”
每收到這樣的信，我都反複看，心中暖暖的。她們的關愛行為很平常，但不是所有的人能做到的。“有的人活著，是為了別人更好的活”，她們活得比愛更長久。這一年，女兒的吃喝拉撒睡，從早到晚，從冬到秋，她嗬護著。天暖時，她走到哪就帶到哪，說像我小時一樣成了“跟腚蟲”，步步不離地喊著“太姥”。女兒出麻疹時，她晝夜地守著，生怕發高燒時出意外。她們到村裏各家尋七星蜘蛛，用火焙了研成細末讓我女兒喝下，疹子很快表出來，自然降溫了。這國術偏方很靈驗，一分錢沒花，孩子過了大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