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臨沂大學學習期間接觸了《紅樓夢》，1991年以來到鄉鎮從事農村工作，早晚不見日頭的辛苦勞動，一度使我把曾經堅持的文化研究擱置。2009年參加了一個工作組，從事這項工作期間使我得以在允許的時間內，齡聽了劉心武先生在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所做的關於《紅樓夢》的講座。劉先生循循善誘的講解，聲情並茂的語言，深深打動了我。自那時起，我會千方百計擠出時間認真地聽劉先生的講座，我一度熄滅了的對《紅樓夢》的熱情重新點燃。對劉心武先生非常佩服，是他再次引領我進入《紅樓夢》的殿堂。我開始大量閱讀關於《紅樓夢》解讀、論證、探軼之類的文章，廣泛搜尋資料。通過細心的研讀，我感覺到：原來劉先生的觀點的全部都在周汝昌先生的本子裏。於是，我轉身大量搜集周汝昌先生的著作，也做認真的研讀。我發現，周汝昌先生和劉心武先生的最大特點是大量使用了“我覺得”、“我認為”之類的話。心裏開始很不舒服，覺得這與“證”字班的文風似乎不對路子。但是，總是說不出他們到底哪兒不對路，說不出明晰的結論。沿著周汝昌先生的思路，我來到了胡適先生的領地。我突然發現，胡適先生說《紅樓夢》是現實主義的自然主義小說，價值還不如《儒林外史》；仿佛看到了胡適先生一邊拿著《紅樓夢》閱讀，一邊凝神搖頭歎息的模樣。我忽然想到脂硯齋的話“開卷一篇立意，真打破曆來小說窠臼；閱其筆，則是莊子離騷之亞”，脂硯齋明說《石頭記》是和《莊子》、《離騷》一類的浪漫主義的文章啊！怎麼會說是自然主義的東西呢！這應該是錯誤的定位。這麼看來周先生的大量“我覺得”是來自於這裏啊！胡適先生奠基於錯誤的方法定位，致使自己、周汝昌以及再傳弟子劉心武先生、陳林先生都走上了一條自己不能證明自己的道路。要用自然主義的方法“證”浪漫主義的具有魔幻色彩的“《莊子》、《離騷》之亞”的《石頭記》顯然不可能找到滿意的結論。譬如，我們用自然主義寫實論無法證明《莊子》文中“北冥有魚”是鯨魚呢？還是虎鯊？劉心武先生幹脆不再稱自己為“證”字班傳人，自稱探軼一派了。探軼者，無據之說也。巨大的責任感使我再不能放下對《紅樓夢》探討和研究，2011年我申請回城從事了相對輕鬆一些的工作，以潛心研究它。大量的研究使我發現，胡適先生、周汝昌先生確實為《紅樓夢》的研究、為中華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揚做出了卓越貢獻，但是他們的確走上了一條錯誤的道路，產生了一些巨大的誤讀。他們的錯誤直接導致了《紅樓夢》“三死結”之說的產生。“三死結”並不死，隻是我們在錯誤的方法指導下進入了不可知論的怪圈而已。
轉變認識角度，重構《紅樓夢》認識體係十分重要，而且迫在眉睫。
一、《紅樓夢》不是自然主義的現實主義作品，她是《莊子》、《離騷》之類中華特色的浪漫主義作品，或者說是中華特色的魔幻現實主義作品。否則，不可以解釋“寶玉為什麼銜玉而生”。為此疑問，胡適先生一直困惑到離開這個世界。周汝昌先生幹脆不談這些東西，滿清朝尋找曹寅家的子孫和賈寶玉“對象”，劉心武更是幹脆猜想秦可卿去了。這些猜想隻能是“我覺得”，不可能找到“非此不可”的結論。不可能實現自圓其說的目的。我們自不必說胡適、周汝昌先生的論證存在多少不足，我們隻要從這個最基礎的地方——方法論那兒看看，就會知道胡適先生和周汝昌先生的錯誤之處了。當然，我們不是無端地詆毀大師的貢獻，我們隻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做一些最新的探討。
胡適奠基的“證”字班，把自然主義寫實論作為基本方法論，隻能使“證字班”走向不能自圓其說的歧途。司馬遷在談論《莊子》時的認識，恰恰和胡適先生是一致的。這種方法論不可能得到《紅樓夢》要旨，隻會在曹寅家裏打轉，在臆測之中采用“我覺著”、“我以為”之類作結。
科學的“證字”類的方法什麼樣？脂硯齋說的很清楚，作品是《莊子》、《離騷》一類，用了“髯蘇《赤壁賦》之幻筆”，借物說事，借景喻理，魔幻玄冥，汪洋恣肆，不可麵上實證的。脂硯齋還說“悉借《推背圖》之法”，明確的講是在第四回判詞夢曲借用了“推背圖”的方法。“推背圖”之法是什麼方法？結構主義方法。以此言語的圖示和演繹，構造出此外的合乎邏輯的語言。內在邏輯的“合理性”、“唯一性”是基本原則和特征，而不是字麵和具象的相似性。《紅樓夢》不僅在第四回使用了這種方法，全書也是使用了這種方法。中華特色的結構主義方法，雖然中華古代文學理論沒有給出說法，但是“推背圖之法”就是這種方法。《紅樓夢》就是在汪洋恣肆的大膽想象和奇妙的結構裏，結構出獨特的“紅樓”言語，表達了隱秘的“紅樓”語言和深邃的哲學思想。表麵的都是“甄士隱”，內在的才是“隱真事”。透過現象看本質是科學的“證字”類研究方法。大觀園是魔幻的殿堂，是狐仙一夜之間蓋成的，隻有在“夢境”之中才能進來，雞叫天明後那兒什麼也不會有，你遵循實證的道路永遠找不到《紅樓夢》的大門。你要實證“北冥叫做鯤的魚”是什麼魚，那是荒唐得可笑的事情，你要證明“寶玉為什麼銜玉而生”那也是天真到可愛的舉動。當然，探佚、索隱之類亂聯係的辦法更是無稽之談，科學的研究不是“相似於”或者“想當然”之類，應該遵循基本的邏輯規律，要求證出“合理性”和“唯一性”結論。
二、《紅樓夢》有好多名字，這些名字是從此書的性質和功能分解的，不是從階段和過程解析的。第一，《紅樓夢》是本書的名字之一，作為書名並固定起來的是高鶚他們。《石頭記》是從作者“自譬”說起的，作者是曾經被家人和官家當成承家繼業的“寶玉”，但作者從來具有木石之誌，自認為不是為官作宰的寶玉而是隱居山林的草木石頭。這部書就是作者自譬為石頭寫的“自傳”。惟其如此，《石頭記》的作者必須是曾經曆經“太虛幻境”，曆經“紅樓一夢”的官宦人。所以說《石頭記》是自傳不是傳他的書籍。胡適和周汝昌先生隻注意到了要作者必須經曆繁華，卻沒有注意到必須經曆“仕宦”。這是嚴重的“忽視”，是他們結論錯誤的根本原因之一。沒有經曆“南柯一夢”（紅樓一夢）的人不是《石頭記》的作者，認為晚輩改寫長輩之作那也是與全書不符的妄言。當然，這個“傳”不是《史記》、《左傳》一類的自然主義手法；是《莊子》手法，是魔幻主義手法，寄真實於荒誕之中。第二、所謂《風月寶鑒》者，是從此書的勸世功能上說的。風月是指風物與歲月，不是膚淺的風花與雪月；《風月寶鑒》是指人生寶鑒，曆史寶鑒；是借《資治通鑒》之類勸世之說的史籍類所起的名字。全書所揭示的就是封建家國興亡的原因和規律。和史書具備相同的功能，這個名字就是告訴讀者這部書不僅僅是作者個人的興衰際遇，更是曆史的興衰際遇。這部書其實還是一部曆史書。所以作者被命為東魯孔梅溪之名，就是借指孔子和史梅溪，歸結為《春秋》和《史記》之類，用以提示此書的“春秋”功能。同時，“梅溪”還有暗示作者身份的功能。這兒，戚寥生看的很清楚，說的很明白。所以，我說自那時以來戚寥生是看懂紅樓第一人。認為《風月寶鑒》是曹雪芹早期作品和認為作品的目的是記述了一些男女淫邪報應故事的看法膚淺而且滑稽。第三，所謂《金陵十二釵》者，是就小說結構說的。此書的結構是借鑒了李漁戲劇的結構，創設了十二個人物，分別代表某一類人物以及一個人物的不同側麵以及世事道理，讓她們在故事裏展示她們的命運，從而達到涵蓋所有曆史和事理的目的。整部小說幾十萬字，但是主線卻是十二個人物的命運，段落就是每一個人物的故事逐步延展。線條清楚，結構明晰，寫下來不會混沌和重複。書中幾易其稿之說，是煙雲模糊法。這麼大部的著作，從下筆開始就已經結構清楚了，不是“一邊一邊”，也不是“一遍一遍”的故事。絕不會是那樣的故事，沒有寫過大部頭小說的人才會相信這種誑人之談。此處作者所命曹雪芹之名，是唯一揭示與曹寅掛鉤的暗示。就地名而言，“金陵曹”應對“吳玉峰”，鍥合“東魯孔”；雪芹，意就是雪樵的兒子。或者“吳玉峰山”、“東魯孔”自然鋪墊出“金陵曹”。這是作者明確的鋪排和暗示。芹，意為辛勤的兒子，好學的兒子。但是，不可以指代孫子。第四，至於《紅樓夢》，作者說了是“宗其全部之名也”。作者就是那個經曆了浮華的官僚者切身經曆的做官之夢，最後走向離家出走做和尚的人。他的一生，就如《邯鄲夢》裏的盧生一般；“紅樓”也就是“朱門”，官家之地；紅樓一夢就如邯鄲一夢，作者的做官經曆就是紅樓一夢。同時，書中十分重要的是，“紅樓”還代表了封建皇宮，“紅樓夢”不僅僅是寫了作者個人的邯鄲一夢，還映射了封建皇權必然“三春過後”走向衰亡的邯鄲一夢，揭示了清貴族統治必然走向衰亡的科學結論。這個名字本身就如“臨川四夢”一般，具有魔幻現實主義色彩，具有浪漫主義特色。這個名字還揭示了從夢開始到夢醒結束的結構意義；這個名字還揭示了“做官入世浮夢一場”的主題意義，揭示了封建家天下的皇權也是“浮夢一場”的判斷，具備了揭示功能的作用。這才是為什麼《紅樓夢》是“宗其全部之名”的原因。書中作者的名字都有所指。吳玉峰就是借指朱希周，提示作者就是朱希周一般曾經曆幻最後歸隱之人，用以切合“紅樓一夢”的主題意義。朱希周，吳地昆山人，自以本地名山玉峰為號，曾任禮部右侍郎，晚年乞休歸，林居三十年，不複起。這四個名字是對大家解讀此書的默然提示，不是敘述什麼成書過程！你如果相信是成書過程那就傻了，傻得可愛了。所以，這部書叫這四個名字之中的任何一個都可以，隻是角度不同而已。就寫作此書的緣起和角度還是《石頭記》，就功能而言就是《風月寶鑒》，就結構而言莫如《金陵十二釵》，就風格、目的、結構、功能來講就是類似《臨川四夢》的《紅樓夢》便可以全部概括。為什麼諸多作者的名字中，唯獨曹雪芹是真的，其他名字都是模糊眼呢？原因即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