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珍貴的戲劇"演出本"及創作和改編
劇專教師、著名導演洪深、焦菊隱、張駿祥、楊村彬、閻折梧等在擔任新排劇本導演時，都為劇本編寫了構思詳細的演出本，包括導演設計闡述、舞美設計圖、平麵圖、劇照、插曲和演員的全部舞台動作、地位等都作了細致的記載。這些"演出本"是大師們對劇本二度創作的智慧結晶，更是他們畢生從事戲劇導演留下的珍貴原始資料。
國立劇專不少教師結合教學改編了一批外國劇本。有餘上沅的《生死訣》，張駿祥的《窮將就》和曹禺的《正在想》等，既豐富了教學劇目，也為學生提供了更多的實習演出機會。
餘上沅和王思曾共同創作了劇本《從軍樂》，沈蔚德創作了《孫四姑娘》，還有一些教師也有佳作問世。
結合教學，國立劇專鼓勵學生創作劇本，選出比較優秀的本子在校內外公演，同時還編成《抗戰獨幕劇選》及《新型街頭劇》，列入"戰時戲劇叢書"發行。
五、中共劇專地下支部的活動及遷校之議
（一）中共劇專地下支部的活動
1938年10月間，中共劇專地下支部在重慶成立，方琯德任書記，以後的繼任者有劉承清、許綏曾。劇專在江安時期，先後有黨員十多人，他們是，方琯德、許綏曾、劉厚生、劉承清、鄧宛生、徐九虎、蔡鬆齡、張惠禎、羅琢、雷楠、何朝芳、葛文驊、高衡等。
地下支部成立後的主要工作是，協助學校做好疏散工作，將學校遷往遠離重慶的長江上遊小城江安。遷校主要原因，從1938年10月起，日機不斷轟炸重慶牛角沱一帶，離戲校所在地上清寺很近，於是，教育部令戲校疏散轉移。1939年1月，戲校向山城父老作告別演出，由曹禺、黃佐臨、閻折梧、吳祖光聯合重排《鳳凰城》在國泰大戲院公演。告別演出後，全校師生乘木船西去江安。上級黨組織要求做好遷校過程中黨員組織工作和一路上的群眾工作，要求黨員以群眾利益為重，要起吃苦在前的模範作用。到江安後，劇專黨組織經過整頓完全轉入地下。地下支部根據黨在大後方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方針和群眾團體公開化的原則，在學校中廣交朋友，組織讀書會，出版壁報，擴大進步思想影響，積極參加和支持抗戰戲劇的演出活動，同校內外的落後以至反動現象展開有理有節的鬥爭。
國民黨通過在學校設立訓導處加強對學校的控製。1939年學校遷到江安後，教育部派了一位姓童的人來校任訓導主任。他來校後，嫌地方小，職位低，但又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勢，根本看不起戲劇和戲劇工作者，有時甚至對女學生有不規矩的動作。中共劇專地下支部根據同學的普遍不滿情緒，聯係了一些學生順勢發動了一次"驅童"運動，童某在學校隻待了三四個月時間便離開學校。
童某走後，教育部又派江安的大地主、從事國民黨黨務工作的張秉鈞來校任訓導主任，他到校後極力發展國民黨員，加緊控製學生活動。學生不願加入國民黨，他便以貸金為誘餌，不加人就不發給貸金。但拒不參加者，他也奈何不得。1940年上半年，國立劇專成立了區黨部。這年，國民黨又向江安派駐一個憲兵連，加強對江安的控製。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中共江安縣委的上級滬州中心縣委出了叛徒，國立劇專不少地下黨員的身份明顯暴露。4月，滬州和江安的憲兵和特務在江安實施大逮捕，劇專學生許綏曾（劇專地下黨支部書記）被捕。為保存實力，方琯德等5位學生（地下黨員）離開江安，中共劇專支部暫時停止活動。
（二）遷校之議
將學校再遷重慶，屬於學校發展規劃中的重要部分。1940年7月，國立劇專招生委員會編寫的《國立戲劇專科學校招生考試手冊》"本校概況"一節中寫道："今後校務日漸擴充，擬請政府撥發專款，在重慶附近建築較為固定之完善校址，各項計劃正在進行之中，期於最近實現。"這種麵向考生散發的手冊，能起到動員考生積極報考劇專的宣傳作用，至於能否遷回重慶，一要受戰爭形勢發展製約，二要經教育部批準，不是劇專單方麵的爭取就可實現。
從1941年初春開始，劇專開始了遷回重慶辦學的爭議。
由於戰爭形勢的變化和客觀環境的製約，這種爭議時起時伏，時斷時續，一直到1945年上半年，教育部同意劇專遷往重慶北碚辦學。
遷校爭議的外在原因是，1941年1月的皖南事變後，江安的政治環境進一步惡化，劇專在小城的目標太大，一些戲劇家在這裏飽受壓抑和貧困的折磨，感到非常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