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471—499在位）拓跋宏是北魏獻文帝拓跋弘的長子，北魏的第六位國君，一個目光遠大、氣度恢弘的少數民族改革者。魏孝文帝因改姓元，又叫元宏。他在執政期間，對北魏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習俗等各方麵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對推動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和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公元471年，拓跋宏才五歲的時候，獻文帝就把皇位讓給了他。北魏拓跋家族一直引用漢武帝的老辦法，“立其子殺其母”，就是在立兒子做太子的同時，殺掉太子的母親，以此來防止呂後那樣的悲劇重演。拓跋宏的生母也是這樣被殺死的。年幼的拓跋宏隻能由祖母馮太後撫養。所以在471年至490年的20年間，政權一直由太皇太後馮氏把持。
公元490年，24歲的拓跋宏開始親政，他開始大刀闊斧地進行漢化改革。
■矛盾激發，催生改革
人們說，馮太後並不喜歡這個孩子。孝文帝早熟、機靈，太後擔心他長大了對自己不利，有一次，把他關在空屋裏，天氣很冷，隻讓穿單衣，三天不給飯吃，還打算把他廢掉；又有一次，因為宦官說他的壞話，還“杖”了他幾十下。
490年，馮太後死了，孝文帝按照儒家經典的規定，守孝服喪，開始不進飲食，後來勉強吃一點，但也吃得很少。鮮卑貴族勸他照祖宗老規矩辦喪事，不要過哀。孝文帝卻以為祖宗時，南征北戰，“重武略，不重文教”；言下之意，不願墨守祖宗成規，要在“文治”上下工夫。他對祖母的“哀慕纏綿”，也許並不是由於悼念，而是激勵生者繼續進行漢化，為進一步搞好“文治”做個樣子。
在政治上，孝文帝是馮太後的肖孫。這兩個人的事業，都是在用漢化鞏固北魏的統治，而孝文帝更把它提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太和十九年（495年），北魏從平城遷都洛陽，標誌著這一新階段的開始。
中原的富庶，一開始便吸引著這個新興的塞上政權。北魏道武帝、明元帝都曾經有過把都城南遷的打算。但那時條件還不成熟，平城和所謂近畿之地是北魏政權的根本所在，夏和柔然時時威脅著它的西境和北境，而中原地區也還因鮮卑貴族和漢族大地主之間的隔閡尚深，遷往中原，不能不使鮮卑統治者有所顧慮。
北方統一之後，實行“文治”的要求提上了議事日程。鮮卑統治者和漢族大地主的合作隨著歲月流逝而增強。北魏政權也愈來愈依賴中原地區穀、帛的支持。原來出戰士、輸戰馬、征伐四方的中心——平城，擔當不了“文治”的任務。遷都洛陽，便成為適應當日形勢的要求了。
100年來，北方的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北魏的對外關係轉而以和它敵對的南朝為中心。從政治上和南朝爭取漢族士大夫，成了一個刻不容緩的任務。太和十六年（492年），北魏討論“行次”（五行的次序。照漢代學者的意見，其順序為木、火、土、金、水），這是一次具有重大現實政治意義的討論。孝文帝采納了李彪的建議，認為北魏繼承西晉，西晉是金，魏當為水，魏是正統所在。要和南朝爭正統，理所當然地不能再僻處平城，就要把都城遷到漢魏（曹魏）的故都洛陽去。
太和十七年（493年），王肅從江南逃奔北方，孝文帝在鄴城接見了他。王肅出身江南高門，是南方士族的領袖，孝文帝對他十分器重，頗有相見之晚之意。曆史記載上說孝文帝“方議興禮樂，變華風，凡威儀文物，多肅所定”。孝文帝繼馮太後之後，力圖改變鮮卑舊俗，不僅對像王肅那樣的人物相見恨晚，和南方交戰，也屢次釋放俘虜，說“在君為君，其民何罪！”還禁止掠奪，宣布犯禁的處以極刑。這些處處說明北魏是在和南朝打政治仗，把都城遷到洛陽去將要提上議事日程。
■遷都洛陽，改革風俗
遷都洛陽，是北魏政治經濟發展變化的要求。但鮮卑貴族大多數還沒有這種認識，不讚成遷都。
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不得不以南伐為名，來達到遷都的目的。這一年秋天，他率領步騎30萬，到了洛陽。在洛陽，他參觀西晉宮殿的遺址，像古代東周貴族經過鎬京（西周故都，現在陝西西安市西南）宮闕那樣傷心。但是，孝文帝並不是為西晉的滅亡而傷悼。“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詩經·黍離》中的詩句），一出由孝文帝扮演主角的遷都的好戲，便以這樣的獨白開了頭。
洛陽秋雨連綿，文武百官對著慘淡的秋天，心情十分沉重。皇帝真的要南伐嗎？他們當中，有知情的，也有不知情的。雨越下越大了。九月丙子這一天，孝文帝全副戎裝，騎在馬上，下令三軍，往南進發。大臣都跪在馬前，叩頭諫止進軍。孝文帝滿麵怒容，對著這些人說：“我要統一天下，你們這幫人卻屢次阻撓大計。誰再說，就要治誰的罪！”說完，整一整馬韁，仿佛就要出發了。一個叫拓跋休的鮮卑貴族，仍然跪在那兒，一動也不動，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囁囁嚅嚅地仍在請求皇帝不要南進。孝文帝富於表情的臉，忽然換了另一種顏色，用另一種口氣對群臣道：“這回出兵，費了不少事，用了許多錢，不可勞而無功。不南進，便遷都。你們讚成嗎？讚成的立在左邊，不讚成的立在右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