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提休斯和來庫古奠定了雅典和斯巴達之後，這兩個城邦漸漸從希臘城邦群中脫穎而出，成為最具實力的兩個城邦，雅典和斯巴達接過了邁錫尼文明的成果，然後開創了希臘時代。自然，雅典是光榮的中心，而斯巴達屬於與之對立的勢力，代表著希臘城邦中另一種製度，閃耀光芒的還是雅典。
雅典在提休斯之後不斷前進，如果說提休斯引導雅典崛起的話，那麼梭倫就讓雅典強大起來。
梭倫（前638年-前559年）生於雅典，其家族本是貴族，但在他出生時已經相當沒落，因而在他年輕的時候不得不靠自己經商賺錢，不過這也讓他經曆豐富，這對一個政治家來說是一件好事。
公元前594年，梭倫被邀請擔任執政官，雅典人之所以這時候邀請梭倫出來是因為當時雅典正麵臨危機——貧富分化明顯，因此富有者和貧窮者的矛盾正在激化。許多人由於貧窮而不得不舉借債務，但卻無法還清，最終變成債務奴隸。窮人變的焦躁不安，充滿憤怒，而富人卻不願意放棄既得利益，因此如果不解決這個矛盾雅典恐怕就要麵臨暴亂。
梭倫上任後，他所麵對情景要比想象中困難很多，窮人強烈要求平分富人的財產，梭倫當然不能支持貧民的這一極端要求，不過也必須讓窮人得到實惠，於是，梭倫改革的重要一項措施就是下令取消當時所有的公私債務，這至少能讓窮人得到暫時的喘息，也解放了那些債務奴隸。同時，為了防止今後繼續產生新的債務奴隸，他同時下令禁止今後任何以人身為擔保的借貸。梭倫這項改革看似隻是解決了債務奴隸的問題，但實際上要深刻得多——這項新政防止社會繼續兩極分化，防止雅典公民層內再分化出奴隸主和奴隸兩個階層，也就是防止了雅典公民的分裂。
由於梭倫的這項措施看似隻是解決了暫時問題，而沒有解決貧富分化的根本問題，因此貧富兩方都不滿意，窮人雖然暫時免除了債務，但他們仍舊貧窮，這種境況並沒有改變，富人因為損失了一大筆應收債務也對梭倫不滿意。不過，畢竟貧富分化的情況得到暫時平緩，矛盾激化程度也略有縮小，而其他政治家也拿不出更好的辦法，因此，梭倫還是贏得了貧富兩方的信任——窮人被免除了債務而相信索倫會有進一步的改革；富人因為梭倫並沒有支持窮人平分財富的要求相信他不至於讓他們損失太多的利益，也希望他能拿出更好的改革措施平息貧富之間的矛盾，畢竟這矛盾也讓富人頭痛。由此，梭倫被賦予了立法權。
梭倫首先用揚湯止沸的辦法贏得了機會，接下來他就要實施真正的改革措施了。
他首先立法，規定建立四等級製，即按照公民財富多少將雅典公民分為四個等級，但這四個等級都保有選舉權，也就是說即使是最低等級的人也有參與政治的權力，這就防止了高等級的人進行壟斷統治。但在執政方麵，隻有前三個等級有資格擔任官職，其中第一等級和第二等級可以擔任雅典最高的執政官，第三等級隻能擔任中低級官員。這種設計其實也是滿足了富人的高貴心理，同時又沒有背離雅典傳統的民主製，最終還是全體雅典公民都有參政權利，而富人們擁有了成為官員的資格。不過，雅典的官員是受到嚴格監督的，因此，即使是富人為官也在實際操作中難以隻為本階層謀利。
梭倫改革實際上是風行一種中庸政策，即不在道義上譴責和責備貧富任何一方，但在實際利益上在貧富之間形成平衡，不會給任何一方以絕對優勢地位和權利，他曾寫道：“自由不可太多，強迫也不應過分；富厚如屬於沒有教養的人們，厭足就要滋生不遜。”所以他采取的措施就是“我拿著一隻大盾，保護兩方，不讓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居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