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晚清以來“西學”與“中學”、“新學”與“舊學”的彼此衝突與相互激蕩，特別是經20世紀初期的新文化運動之後，中國史學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而其標誌就是“新史學”的建立。在“新史學”的建立過程中，清華大學起了特殊的作用，可以說清華是“新史學”的發源地之一。
對於清華史學的代表人物以及1920年代的中國史學史的研究，近年來出現熱潮，成果十分豐富。我本人的專業不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亦未做過此方麵的研究，在此僅想把1920年代形成的“清華學派”的代表人物關於史學方法的見解，與當時國際史學界的前沿見解作一比較，從而證實創建伊始的清華史學，絕非後來一些學界之外的人所認為的那樣是一種以考據為主要特點的傳統學術，而是一種立足於“國際前沿”的史學。
一、20世紀初期的史學“國際前沿”與“清華學派”
“國際前沿”（或“國際學術前沿”）是今日我國學界（嚴格說是學術管理界）使用頻率最高的詞語之一。然而到底什麼是“國際前沿”？似乎迄今尚未見到製定這些文件的部門作出具有權威的界定。這裏，我對曆史學科的“國際前沿”，姑提出如下界定，然後據此來看看1920年代的清華史學與當時“國際前沿”的關係。
所謂前沿，就是在大多數人的前麵。在此意義上，在中國史研究中，要做到“國際前沿”似乎並非難事：隻要發現一批別人未曾見過的材料，找到一個前人未曾注意到的小題目，於是就可以寫出一篇或多篇“填補國際學術界在此領域中空白”的文字了。但是，1920年代清華史學諸大師所達到的“國際前沿”絕非此種情況。換言之，彼“前沿”非此“前沿”也。那麼，我們要談的“國際前沿”到底是什麼呢？
任何一個學科領域都具有其自身特有的研究對象、方法與手段，否則這個學科就不成其為一個學科了。因此研究對象、方法與手段也就是一個學科賴以安身立命之本。由此而言，真正的“國際前沿”，就是在某一特定時代，國際學界在某一特定學科的研究對象、方法與手段的探索方麵所取得的最新進展。由於學科的研究對象、方法與手段總是在變化，因此這個最新進展也處在不斷變化之中，而這種變化又意味著創新。因此在某一特定時代，“國際前沿”也就意味著某一特定學科在研究對象、方法與手段方麵的創新。
那麼，20世紀初期史學的“國際前沿”又是什麼呢？
依照魯濱孫的總結，在西方，19世紀中葉以前的曆史學，或者附屬於文學，或者附屬於神學，或者被人利用去激起愛國的熱忱。到了19世紀中葉以後，方才發生重大變化。這些重要變化包括：第一，批評史材；第二，秉筆直書；第三，注重普通；第四，破除迷信。但是這些都隻是史學進步的條件，不是進步的程序。因此直到世紀之交，才出現史學革命的呼聲。到1911年，魯濱孫出版《新史學》，提出史學“需要一個革命”。雖然魯氏的史學觀點可以說是1860年代以來歐洲文化史運動的繼續與延伸，但是他卻以一種全新的姿態出現於史壇。因此我們可以說《新史學》一書就是當日國際史學在研究內容、方法與手段方麵最新進展的總結。我們在此即以此書所論，作為當時史學的“國際前沿”，並據此來與清華學派的工作進行比較。
中國自19世紀末以來，史學也發生了頗大變化。廖平和康有為開始的疑古運動，動搖了人們對傳統學術的信念。以後，“國粹學派”學者對中國的傳統史學也做了犀利的批判。這種懷疑與批判的氣氛，表現了中國傳統史學正在發生重大的變化。然而與西方的情況不同的是，在這個時候，各式各樣的“西學”被介紹到中國，使得傳統史學不僅受到來自內部的疑古風氣的挑戰，而且更受到來自外部的西方史學的更加激烈的挑戰。這些挑戰使得史學界出現“西學”與“中學”、“新學”與“舊學”相互衝突和競爭的局麵，也使得20世紀初期成為中國史學在其長期發展曆史中最為活躍的時期。
本文中所說的清華學派，指的是曾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成立前後在中國史壇上起了重要作用的一批史家。他們中的一些人（特別是年齡較長的梁啟超和王國維），雖然在清華國學院建立之前就早已成名，但到國學院建立後，這些在各自領域裏都已取得了傑出成就的學者彙集到了那裏，方形成一個有相同學術追求的學者群體。國學院解散後，這些學者又成為清華大學曆史係的骨幹。“學派”一詞，在學界向來有不同理解。在我國，通常認為學派是“一門學問中由於學說師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別，如紫陽（朱熹）學派、姚江（王守仁）學派”。而在西方，學派（school）一詞通常指的是“擁有相同理論或者方法”，或者“思想、作品或風格顯示同樣的淵源、影響或同樣的信仰”的學者或作家的群體。因此史學中的學派，也就是擁有相似研究理念及研究方法的學者群體。上述兩種通常的解釋，彼此差別頗大。在這兩種解釋之外，也還有其他解釋。另外，一個學派自身也會發生變化，有時甚至會變得麵目全非，但仍然不失為一個學派。在這裏，我們主張將“學派”定義為擁有相近或相似的研究理念及研究方法的學者群體，並以此來看當時彙集在清華國學院的學者是否可以稱為一個學派。
清華國學院創立的目的，時任研究院辦公廳主任的吳宓已明確地指出是：“（一）值茲新舊嬗遞之際，國人對於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後可以采擇適當，融化無礙；（二）中國固有文化之各方麵（如政治、經濟、文學、哲學）須有通徹之了解，然後今日國計民生，種種重要問題，方可迎刃而解，措置鹹宜；（三）為達上言之二目的，必須有高深之學術機關，為大學畢業及學問已有根柢者進修之地，且不必遠赴歐美，多耗資財，所學且與國情隔閡。此即本校設立研究院之初意”。因此國學院的教師也是根據這個目的而聘請的。這樣，就把一些具有相似學術取向（例如中西學並重）的優秀學者集中在了一起。同時，國學院的製度也頗有利於一個學派的形成。爾後成立的曆史係，則是國學院的直接繼承者和發揚光大者。因此聚集在清華的學者，雖然各人研究領域或有不同，治學風格亦各有特色，但是在治史的基本理念與方法論方麵卻頗多相近之處，可以說是一個擁有基本相似的理念與方法論的學者群體。這種理念與方法論，經過不斷發展，到了國學院結束後已經定型，依照何炳棣的總結，就是“曆史與社會科學並重；曆史之中西方史與中國史並重；中國史的考據與綜合並重”。因此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將當時的清華史家群體稱之為清華學派。在這個學派的形成階段即國學院時代，其代表人物就是曾經擔任國學院導師的三位著名史家梁啟超、王國維和陳寅恪。雖然他們有許多工作是在他們到清華國學院之前所做的，但是他們來到清華後，通過教學和同事之間的交流，他們的工作對學界的影響變得更加廣泛和深入。因此在此把他們在國學院成立前所做的工作也一並論之。
在魯濱孫推出《新史學》的前後，以梁啟超、王國維和陳寅恪為代表的清華學派，對中國史學的深刻變化以及所亟欲解決的問題也進行了總結，提出了自己的見解。雖然他們沒有刻意使用梁啟超早在1902年就提出的“新史學”來稱呼清華史學，但是他們所創立的史學，確實是一種與傳統史學大不相同的新的史學。因此我們可以依據清華學派所倡導的史學研究理念及研究方法，與魯氏所鼓吹的史學研究理念及研究方法，進行一些對比，從中看看清華學派是否站在史學的“國際前沿”。
二、“清華學派”與20世紀初期的史學“國際前沿”
史學研究的根本，是研究什麼和怎樣研究。這兩個方麵的問題，當然取決於史學的基本理念，例如曆史是什麼？為什麼要研究曆史……不過，後麵這些問題，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史學之外的情況。魯濱孫認為科學的特點是：（1）注重普通的人同普通的事；（2）發現同應用天然的定律。而史學要“科學化”，也就必須在這兩方麵進行努力。因此在這裏，我們主要討論的是研究什麼和怎樣研究這兩個專業史學之內的問題。
（一）研究對象
曆史是什麼？為什麼要研究曆史？這兩個問題都集中體現在史學研究的對象上。
無論中國還是歐美的傳統史學，一個主要特點就是研究領域狹窄，基本上是以帝王將相的活動為主體的政治史。直到1840年，英國著名史家卡萊爾還在其轟動一時的演講《論英雄、英雄崇拜和曆史上的英雄事跡》中宣稱：“世界曆史隻不過是偉人的傳記而已”。魯濱孫在《新史學》中，對此進行了嚴厲的批判，指出當時的大多數曆史家的通病是“不講別的重要事情，專偏政治事實的記載”，“喜述最不普通的故事”。他並且以當時學校通用的曆史教材為例，指出在這些教材裏，曆史已經成為了非常枯燥的帝王將相家譜。
與此相映成趣的是，梁啟超在其《新史學》中，對“中國之舊史”進行了更加猛烈的批判，指出這種“舊史”有“四蔽”：“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二曰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三曰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四曰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因此二十四史不過是“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是“地球上空前絕後之一大相斫書”，所有的本紀、列傳隻是“無數之墓誌銘”的“亂堆錯落”，“汗牛充棟之史書，皆如蠟人院之偶像”。
那麼，史學研究的對象應當包括哪些內容呢？
魯氏強調“新史學”要脫去從前那種研究曆史的限製，“我們此地應當研究的問題，就是我們有沒有讓我們的偏心，引我們專去敘述曆代無關緊要的朝代史和軍事史？”他舉例說，“自古至今，人類的事業有海上探險、開拓商業、建築城市、設立大學、建築華麗的大禮拜堂、著書、繪畫，還發明了許多東西。我們在曆史裏，應當包括這幾種人類的活動，大家漸漸承認了。但是到如今政治史還是保存他的獨尊地位”。
梁啟超早在1901年出版的《中國史敘論》中，就已提出“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曆”。在爾後出版的《新史學》和《曆史研究法》中，更明確地指出史學“必當合人類全體而比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觀察之”，良史應當“為全社會之業影”，“錄全社會之作業而計其和”。被郭沫若譽為“新史學的開山”的王國維和被吳宓譽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的陳寅恪，雖然沒有專文論述史學的研究對象，但是從王、陳的具體著作來看，其研究對象包括了非常廣闊的範圍。例如，王國維的“空前絕業”有二，一是殷周社會製度史，二是宋元戲曲史。陳寅恪史學研究的著眼點，則主要在四個方麵，即文化、種族、家族和門第。這些都遠遠超越了舊史學主要是治政治史的傳統，因此從研究對象而言，可以說他們使得中國史學發生了一個革命性的變化。
由於上述變化，史學研究所需的史料也發生重大變化。傳統史學以“正史”作為基本史料來源，史料範圍十分狹窄，遠遠不能承擔起研究對象範圍大大擴展後的史學研究之所需，因此新史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史料學的革命。對此，魯濱孫談得不多，而清華學派的代表人物則作了更為全麵和深刻的闡述。其中最為膾炙人口的就是王國維在《古史新證》講義的總論中，從方法論上對“二重證據法”所作的說明，爾後陳寅恪對此又作了更加簡明扼要的總結，即一是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是取少數民族之故書與中原王朝之舊籍互相補證。陳氏自己對新史學的貢獻，更是首推史料擴充。他並且明確地指出：“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陳氏認為凡於新史料、新問題有所通習者謂之“預流”，否則謂之“不入流”。因此清華國學院的導師，是“預”當日史學界新發展之“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