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批評是促進學術進步的重要手段，在“真理越辯越明”的過程中，不僅是廣大讀者，而且批評者和被批評者雙方，都會從中受益，因此應是一件皆大歡喜的大好事。然而由於長期政治運動的後遺症，學術批評在今天的我國學壇上卻處於一種相當尷尬的境地。一方麵，沒有人不承認學術批評的必要性；但是另一方麵，許多人在內心深處仍然把學術批評視為一種針對個人的“找茬兒”乃至攻擊。像“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這種本來是體現學人之間切磋論道之樂的雅事，經過“文化大革命”打手們的惡意歪曲，也成為了對人進行“大批判”時使用的專門術語，至今還使人聞而膽寒。因此要營造一個良好的學術批評的氣氛，在今天談何容易！看一些曆史上關於學術批評與學者友誼的佳話，或許會對今天的學術批評有所促進。
俗話說“同行出冤家”，心理學也講能人之間的“瑜亮情結”。大衛·李嘉圖和托馬斯·馬爾薩斯兩位19世紀的偉大經濟學家就是最可能變成冤家的同行，最有可能有“瑜亮情結”的偉人。他們都是亞當·斯密以後英國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生在同一時代，而且都以政治經濟學見長。他們是同行，甚至連各自的代表著作的書名和出版時間也很接近——李嘉圖的代表著作為《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刊出於1817年；馬爾薩斯的代表著作則為《政治經濟學原理》，1820年出版。因此如果真的是“同行出冤家”的話，他們的確很有條件成為冤家。不僅如此，這兩位學者在出身、經曆、個性和當時的社會評價等方麵也截然不同。這些當然更增加了彼此成為對頭的可能。
馬爾薩斯出身於英國上層階級，而李嘉圖則是一個猶太移民的後代（猶太人在當時英國的社會地位不高）。馬爾薩斯少年時代在其學識淵博的父親的精心指導下博覽群書，後來又進入劍橋大學深造；而李嘉圖則從14歲起，就不得不在父親身邊從事商業和金融工作，學術上全靠自學成才。馬爾薩斯一生從事於學術研究，是個典型的職業學者；而李嘉圖則是一個精明的證券經紀人，與著名的金融大王內森·羅斯柴爾德一道成為倫敦證券交易所的主要人物。馬爾薩斯從來沒有富裕過；而李嘉圖於26歲起即已走上了致富之途，在開始自己經營業務時資本僅有800鎊，但到他1814年（時年42歲）引退時，個人財產已達50萬到160萬鎊。在社交方麵，當時的人稱馬爾薩斯為“一位地地道道的倫理學家”，而且說話時有些口齒不清；而李嘉圖則被稱為“花花公子”。與馬爾薩斯平淡無奇的教書生涯不同，李嘉圖是一個一帆風順的人。他雖然是猶太人，但很早就自作主張皈依了基督教，並娶了一個漂亮的基督徒姑娘為妻，使他在社會地位等方麵如願以償。後來他進入下議院，並被認為是對下議院進行教育的人。甚至他的激進主義也沒有減損人們對他的崇敬。
他們不僅出身、經曆不同，而且所受到的社會評價也截然而異。當時的人們討論李嘉圖的見解時勁頭十足，說得有聲有色；而對於馬爾薩斯的貢獻（除關於人口的文章外），卻淡然處之。傳記作者詹姆斯·博納（James Bonar）說：不幸的馬爾薩斯“是在他的時代被批評得壞透了的人。這個人對天花、奴隸製和殺嬰加以辯護，對施舍衣食、早婚和教區補助則加以譴責。他指出家庭組織的流弊之後，自己卻實行結婚”；“馬爾薩斯從開始起就沒有被人饒放。在三十年間，對他的責難之詞沒有斷過”。而李嘉圖卻極受崇敬，一舉一動都被大眾歡迎。他在議會中發表講演時，盡管有的人說他的聲音“尖銳刺耳”，但其他人則說“雖然他把嗓子提得極高，而聽起來很悅耳”。當時上流社會的主婦們在雇用家庭女教師時都要查問，她們是否能夠把李嘉圖的經濟學原理教給孩子。而馬爾薩斯關於人口的文章雖廣被傳閱，但一再受到激烈反駁。這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這篇文章“使得一個不切實際的和諧世界的幻夢一下子煙消雲散。馬爾薩斯隻用了幾頁文字，就破滅了當時自鳴得意的思想家的空中樓閣”。這種令人掃興的做法當然不會受歡迎，因此當時的大臣威廉·戈德溫說“馬爾薩斯把成百的進步論點的支持者改變成了反動分子”。兩人在其他方麵的情況也大相異趣。經濟家羅伯特·海爾布羅納說：“馬爾薩斯一輩子過的是學院生涯，卻關心現實生活中事務；而李嘉圖雖然經商，但成了理論家。這位證券經紀人所關心的隻是無形的‘規律’，而那位教授所擔憂的是這些規律是否與在他眼前的世界相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