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應該培養文明的傳承者——《大學周刊》采訪（節選）
一、我國學術的總體水平與國際主流學術水平還有較大差距
《大學周刊》：您在《論學術與學術標準》一文中提到，中國“文科學術著作數量驚人，但質量堪憂。想要進入國際學術主流很難，要成為世界一流更沒有可能”，這是否意味著中國的文科，甚至也包括自然科學的研究永遠隻能跟在國際學術主流的後麵？
李伯重：如果有一個公認的標準的話，我們就要承認，我國學術的整體水平，不論是文科還是理科，和國際主流學術的水平，和國際學術的前沿，還有相當大的距離。這一點，大家都會同意，不用多說。現在關鍵是，這個距離是不是永遠會成為一個距離？或者說，這個距離會不會擴大？這取決於兩方麵的原因，一是國際水平的提高，另一個是我國學術的進展。國際水平肯定是在不斷地發展的，這個我們是沒有辦法去控製的。但我們自己的努力，則是我們可以做的。如果我們能夠針對我們現在存在的問題，給予足夠的重視，那麼上述這個距離是可以逐漸縮短的，將來在某個時候能夠達到國際水平甚至在某個領域超過國際水平，也是有可能的。相反，如果我們現在不正視這個問題，那麼這個差距就會越來越擴大，要趕上它就會遙遙無期，甚至會離國際水平越來越遠。
我國學術在國際學界中如果不處於領先的地位，那麼自然要受到主流學術的嚴重的影響，肯定隻能是跟著別人去做。所以對於這個問題，我覺得主要是取決於我們自己。
《大學周刊》：您還提到“中國學者有愧於這個時代”。造成這一現象是因為學者自身的原因，還是整個浮躁的社會環境、時代環境的原因？
李伯重：我覺得兩方麵的原因都有。當然如果學者要推卸責任的話，那我們可以說“形勢比人強”，但是學者自身也不是沒有問題的。因為學術的傳統、高等教育的理念，雖然政府有很大的影響力，但也不能完全左右。這個傳統和理念，實際上都是全社會共同努力的結果。
我所去過的國外精英大學，沒有一個提出我們要培養專家、培養工程師、培養科學家、培養高級官員，他們的培養目標就是“培養有教養的公民，或者是文明的傳承者、繼承者”。在這樣一種氣氛中，學者自然也就知道，自己應該在這種傳統中繼承發揚這種傳統。而我們國家，原有的一些傳統和新中國成立以後引進的一些現代的教育的理念，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破除了。“文化大革命”後重建我們的高等教育，可以說是一片空白。在這樣的情況下，國家的引導就顯得格外重要。而國家在引導方麵，例如在評價體係方麵，我覺得似乎還沒有很成熟的想法，還在“摸著石頭過河”。國家現在力爭使我國學術能夠趕上國際的水平，但是怎麼去做還是有待商討。這恐怕還需要做更多的調研，發動更多的學者和老師進行討論，才能夠找到更加合理、更加穩妥的方式。如果是好心，但辦法不得當，就會形成一種“大躍進”的氣氛，“大躍進”的思維肯定是辦不好事的，經濟上這樣，教育上也是這樣。
二、學術垃圾泛濫，評估體係難辭其咎
《大學周刊》：您對現在的高等教育評估怎麼看？
李伯重：評估在西方也是有的，而且有各種不同的標準。在西方的一流大學，對社會上通行的評估標準也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比如認為過於商業化等等。但是比較起西方的評價標準，我個人覺得我國今天的評價標準更成問題。
首先，我國現在的評價，不是由一個獨立的和有信譽的社會機構來進行評估的。如果一個人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肯定不會給人一個公正的印象。
其次，據我所知，不僅在我國大陸，而且在整個華人世界（包括我國的香港、澳門和台灣，以及新加坡），在對學術成果的評估中都有一種“量化”的傾向。這種所謂的量化，表麵上看來科學，實際上未必如此，因為有很多東西是不可以量化的。不可以量化的東西一定要用量化的標準來衡量，那就是違背了規律，這樣做出來的結果肯定是不合實際的。這樣的標準如果建立起來，我想是誤導而不是引導。
《大學周刊》：有人說現在形形色色的評估讓老師已經不能安心於教學，您怎麼看現在的評估體係？
李伯重：現在的評估體係問題很大，也很不合理。在這樣的體係下，如果一個教師真的完成了所有的評估的話，那他做的結果一定不是最好的。人的能力畢竟有限，要求一個老師每年寫那麼多文章、寫那麼多書，然後又教那麼多課，就如清華的一位海歸學者所指出的那樣，現在我們要求一個講師、副教授做到的工作，在美國沒有一個正教授能夠做得到。這些要求表麵上看來是非常高但實際上卻做不到，因此肯定不起什麼積極的作用。我們國家現在學術垃圾那麼多，平庸之作那麼多，在各種表格中謊話假話那麼多，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現在的評估體係。如果一個學者是真正負責任的，他是不會這樣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