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曆史的結論是以時間為尺度的，離開了時間的參照物，一切評論都可能成為胡謅。“貞觀之治”建立了一個政治清明、經濟開放、社會安定、國力強盛的帝國，也創造了人類中世紀的一個奇跡；而“康乾之治”的產物卻是一個專製政治、鎖國經濟、文字獄橫行、軍事科技落後的王朝，一輛被世界資本主義列車拋得愈來愈遠的舊式馬車。在曆史天平的兩端，“康乾之治”與“貞觀之治”本來就不平衡，而整整千載的時差砝碼更加重了這種傾斜。這是絕對公平的稱量，也是完全公正的裁決。
在宗旨和內容上存在巨大差異的“貞觀之治”與“康乾之治”，賦予兩個朝代以很不相同的內涵。千年之遙的時空，更使唐三帝和清三帝的政績之間顯出了天壤之別。
三
大唐盛世是中國曆史上出現的真正盛世，它由“貞觀之治”演繹而來。“貞觀之治”是唐太宗和他的臣屬們的共同創作，它的真諦是“君道”。
自夏、商以來，中國曆史上三十多個大小朝代中，先後出了三百多位帝王，其中在先秦之後登上政治舞台的占三分之二以上。然而在這支自命為“天子”的隊伍中，究竟有幾人懂得“君道”呢？
為君之道的精髓，離不開對兩個“關係”的處理：一是君民關係，二是君臣關係。曆代帝王對這兩個關係不僅知之甚少，而且欲知者更少。唐太宗是個例外，他很重視這一問題，並經常與朝臣以此為題進行談論。在貞觀後的朝廷史官吳兢編撰的《貞觀政要》中，較詳細地記述了唐太宗與魏徵、房玄齡、杜如晦等大臣之間的這類對話以及大臣的諍議和奏疏等貞觀政事。
“曆史是什麼？是過去傳到將來的回聲，是將來對過去的反映。”
法國作家雨果憑自己的靈感，以文學語言給曆史下了這麼一個定義。
然而他的理解或許還達不到一千二百年前一個中國皇帝直覺的水平，唐太宗是稱得上學懂了什麼叫曆史的古代政治家。懂曆史的標誌是懂得人民，懂得人民的力量，現代中國的偉人毛澤東對此作了精辟的總結：“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
唐朝初年，唐太宗在其登基伊始，就對身邊的大臣們說了一番富有哲理的話：人君依靠國家，國家依靠民眾。盤剝民眾來奉養人君，好比割身上的肉來充腹，腹飽了人就斃命，君富了國也就滅亡。所以人君的災禍，不是從外麵來，總是由自己造成的。大抵人君嗜欲太盛就要多費財物，引起賦稅加重，從而坑害民眾。當民眾遭受苦難，國家就處於危殆，而國亡則人君喪。我經常想這個道理，所以不敢縱欲。
隋亡的過程為唐太宗所親眼目睹，而隋亡的教訓又使他深感震驚。
隋煬帝那個一度如此不可一世的龐然大物，曾幾何時就陷入了一夜之間洶湧而起的洪水之中，而且竟死於一個禁衛軍首領、一個他以為最可靠的親信手中。唐太宗李世民和隋煬帝楊廣，這兩位年齡相差三十多歲堪稱父子輩的古代皇帝，不僅就其個人才能、魄力甚至功績而言，可以並稱曆史上頭角崢嶸的著名帝王，而且二者的經曆也竟是何其相似。他們二人都出身於豪門貴族，又各自為建新朝、平天下立下殊勳，並且也都是通過諸如殺兄、弑父這種宮廷政變的手段而繼位登上帝座的。
憑自身的優越條件，加上躬行節儉政治的隋文帝，在他統治期間內積累了大量人力和財富，使隋煬帝較之唐太宗有更好的施展宏圖的機會，因為唐太宗畢竟沒有這麼一個好爸爸，唐高祖李淵是一個無能的酒色之徒。然而親手俘虜了荒淫殘暴的陳後主、又親自指揮火燒了豪華的南朝宮苑的隋煬帝，毫不以曆史為然，他寧以“閑暇”工夫寫詩——他的文采在曆代帝王中頗算出色的，也決不會去讀幾行史書。
也許就是他與唐太宗的這一點“毫厘之差”，成了他們二人在一生中“千裏之異”的重要原因之一。
唐太宗重視曆史，另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在他身邊總是站著一位諫臣魏徵，魏徵幾乎像一座日夜擺動的自鳴鍾，不斷地“滴答”作響，絮絮叨叨地忠告著唐太宗——千萬不要輕視人民！用威風、憤怒或刑罰來恫嚇、鎮壓人民，也許能使人民一時忍氣吞聲，表麵上表現得恭敬順從，但是在內心卻並不服氣，甚至是充滿仇視。民憤不在大小，可怕的是失去民心。“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
用腐朽的韁繩來駕馭飛奔的馬車，其危險性怎麼可以視而不見？
把一批像魏徵那樣的諫臣置於身邊，是唐太宗的聰明或英明之處，這又涉及到他看待和處理君臣關係的問題。對於君臣關係，唐太宗又有一比，這是他對大臣蕭說的一番話。他說：我少年時就喜愛弓箭，得良弓十幾張，自以為再不會有更好的弓了。近來給弓工看，工說，均非好弓。我問何故？工說，木心不直，自然脈理都斜，弓固然硬，發箭卻不能直。因此他感慨地說：“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遍知乎？”坦言自己並非無所不知，承認自己不是完美無缺，足以說明了唐太宗為什麼具有從諫如流的胸襟和容納異己的肚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