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於納諫，從諫如流，是作為帝王的唐太宗最突出的特點。他曾詢問魏徵，人君怎樣才能明，怎樣才是暗？魏徵以“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作答，深得唐太宗的讚同。唐太宗告誡群臣說，中書、門下都是執掌機要的機構，對於有不便行使的詔書、敕令，官吏都應該提出異議。現在隻見他們順從，不見反對。如果單做例行文書的事，那麼誰都能做，何必選拔人才來做這些機構的官呢？
精力過人的唐太宗鼓勵朝臣們大膽進諫，將大量時間花於對時政大事的討論。他招魏徵、房玄齡、杜如晦等十八大臣為學士，輪流值班與他應對。理朝時他允許大臣與他爭論，在爭論過於激烈甚至發生頂撞時，他也常常一笑了之，不加責怪。貞觀年間的君臣關係，真的給沉悶的中國政壇注入了一點活氣。
貞觀四年，唐太宗詔令征發士卒修建在東都洛陽的乾元殿，作為他去視察時居住的行宮。大臣、給事中張玄素聽說後立即上書，以秦始皇由於濫用人力、物力大舉土木而招致亡國的曆史教訓加以勸阻，並列舉了不應在東都修建宮殿的五點理由：一是當此百廢待舉之際，皇帝應身體力行，節製物欲；二是不可仿效令百姓厭惡的以往君王的侈靡之風；三是國家儲備不多，何必營建兩個都城來顯示氣派呢？四是百姓在戰亂之後尚不能安居樂業，根本用不著去花錢修建那座無用的東都；五是目前民風尚不夠淳樸，從改革輕薄浮誇的風氣考慮，不要匆忙地前往視察東都！唐太宗看了奏章，深感有理並自歎糊塗，立時撤消原定計劃，還獎賞了敢於直言的張玄素。
魏徵聽了這件事後，感歎地說：張大人確實稱得上具有回天之力啊！真可謂正人君子的一句話，能帶來多麼大的利益。然而在貞觀曆史上真正稱得上正人君子的朝臣，卻正是魏徵自己。魏徵是唐代最負盛名的諫臣，他以直諫敢言而成為中國曆史上的一個獨特的卻是孤立的現象。他的諫議內容十分廣泛，大至國脈民命的朝政大事，小到家長裏短的皇室私事，似乎是無所不包，什麼都要過問一下，審核一番。
貞觀之年能出現魏徵，一個重要的背景就是當時有一個唐太宗。
一諫一納，進諫者看似主動的進攻者，其實並無真正的主動權；納諫者雖是被批評的對象，然而卻是對芸芸眾生擁有生殺予奪大權的一國之君。因此明君諫臣能共處於一堂而相得益彰，主導作用還在唐太宗一邊，如果將魏徵喻為政治舞台上一個出色的配角演員，那麼唐太宗則是一個傑出的導演和主角。
貞觀二年，唐太宗對身邊的大臣們說：我在朝廷上每說一句話，總要思考再三，怕說錯了害民，因此不敢隨便說話。六年後，唐太宗又一次提起皇帝說話千萬要謹慎的話題時說：即使一般的凡人說錯一句話，也會被人記下來而使自己聲譽受損，何況作為一國之君呢？隋煬帝在遊賞甘泉宮時，下令多捉螢火蟲用以夜間照明，於是興師動眾地出動了幾千人進行捕捉。一句戲言鬧成如此，何況是大事呢？魏徵對此看法十分讚賞，他說：君王在四海之內獨享尊崇，一旦有缺點過失，如同古人比作日月之蝕，人人都看得見，所以陛下謹慎從事是很正確的。
僅僅是從諫如流，還不足以使唐太宗成為千古明君，如果在他周圍的臣僚都是一批貪官佞臣，或者出現了在許多朝代都司空見慣的宦官、後妃專權現象，那麼對他進諫的主體也就不複存在，而諫議也必然偷梁換柱地變成諛言。因此納諫還要以用人為前提，知人、選人和用人是判斷帝王賢明和昏愚的一個重要標準。對於唐太宗來說，知人善任正是他的另一美德，與他從諫如流的博大胸懷一起，圍成了這位史之驕子的滿月般的完美。
在即位之初，唐太宗就公開地申明了他的用人原則，他認為人君必須至公無私，才能服天下人之心。他以十分通俗淺顯的道理告誡群臣說，我與你們每天的衣食，都是從民眾取得，所以朝廷命官要為民眾做事。應當選用賢才，不應按關係的親疏和資格的新老來決定官職，不能以親或疏、新或老的準則舍賢才而取庸人。唐太宗還在與魏徵討論用人的問題說：為事擇官，不可輕率。用了一個好人，其他好人就都來了；而倘若用一壞人，別的壞人也會跟著進來。魏徵補充道，天下未定時，主要用人的才幹，顧不得德行；而當天下已定，就必須選用德才兼備的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