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元年間”以其盛世時代而留下了一首曆史的金曲。曾親曆其時的大詩人杜甫在詩篇《憶昔二首》之二中，描述了當時一幅繁榮安定的社會圖景：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九州道路無豺狼，遠行不勞吉日出。
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織不相識。
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
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
這一曲開元盛世的創作者，正是在二十八歲時登基執政的唐玄宗。由二十九歲的唐玄宗拉開帷幕並導演了二十九年的開元史劇，是他四十四年帝王生涯中的輝煌片段。這一時期的唐玄宗，為求得天下安寧和經濟發展，勵精圖治，顯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這種才能，主要表現於用人和納諫上，頗有幾分祖上唐太宗的遺風。他所用的二十位宰相中，在曆史上受稱道的就有十多個。這些人輔佐朝政，各有千秋，但共同的特點是都能直言諫諍，指陳得失，特別是姚崇、宋、張九齡，是曆來公認的傑出政治家。姚崇熟諳吏道，文思敏捷，善於處理積案，重視選拔人才。宋剛直廉明，體恤民力，主張以法治國，敢於改革弊政。姚崇和宋，被並稱為“開元之治”的中興名相。來自蠻荒之地嶺南的張九齡，憑借自身的才能而被擢升為相時，已在開元後期，玄宗逐漸變得驕奢淫逸，但他每見玄宗過失，還總是盡力諫勸。
曆來臣有忠奸之分，君有明昏之別，其區別的標準，歸根結底，大抵就是一個“諫”字。忠臣之忠，忠在敢於犯顏進諫，使最高統治者經常了解民心和國情，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著名的諍臣魏徵常對唐太宗據理力諫，有時弄得唐太宗下不了台，乃至盛怒，但他依然神色不變，繼續論理。奸臣之奸，也就奸在刻意地對皇帝歌功頌德，阿諛奉承，而這種做法的醉翁之意，卻正是為了擅權乃至篡權。被玄宗在後期重用的宰相李林甫，以自己的一番話刻畫了一副奸臣的嘴臉，他曾對諫臣們說：現在明主在上，群臣專心順從即可，用不著多說話。你們見過朝會時儀仗隊裏的馬嗎？它雖然吃三品食料，但隻要叫一聲就會被斥去不用，後悔莫及啊！
然而臣之忠奸，首先取決於君之明昏，有了唐太宗納諫如流的胸懷和見識，魏徵這樣的忠臣才得以應運而生。一旦明君與忠臣遇合，就能在政治舞台上演出如“貞觀之治”、“開元之治”那樣壯麗的曆史劇。開元年間的玄宗，鼓勵諫諍，聞過則喜。善諫的韓休與順從的蕭嵩曾同朝在開元年間為相，每當玄宗在宮中宴樂或後苑遊獵出現過錯時，皇帝總擔心被韓休批評，每當問左右韓休是否知道時，往往話音剛落，韓休的諫奏就上來了。一次，玄宗在照鏡子時顯得悶悶不樂，左右說，自韓休為相後，陛下比從前瘦了，為什麼還要用他？玄宗歎道：我雖瘦了些，天下人卻一定肥了。蕭嵩奏事，一味順從我的旨意，他退走後，我總不敢放心。韓休常常力爭，他退下去，我卻睡得安穩塌實了。我用韓休，是為江山社稷，並不是為我一人。
在這些名相忠臣的輔佐下，玄宗從即位之初起，采取了一係列鞏固政權、整頓吏治、堵塞中央和地方發動政變的途徑、發展經濟和安定社會的措施：如裁汰冗員，慎選官吏；大力滅蝗，大興屯田；裁減僧尼，打擊佛教；釋放宮女，節儉自勵；擴大稅源，增加收入等。他還斷然毀掉了武則天所建的天樞台和韋後所立的石台，以表明自己與弊政決裂的決心。
君臣協力，文治武功，造成了清明的政治局麵和繁榮的社會經濟。曾在開元年間任相的張說寫有一首《踏歌辭》，描述其時長安城的繁華：
花萼樓南雨露新，長安城裏太平人。
龍銜火樹千燈豔，腳踏蓮花萬歲春。
高官所見未必真實，宰相之詩更不可全信。但是繼“貞觀之治”
後，“開元盛世”成為李唐王朝的又一亮點，這卻是毋庸置疑的史實。
二
玄宗在位四十四年，前期年號叫開元（713年—741年），後期稱天寶（742年—756年）。開元年間的唐朝社會經濟和國力發展臻於極盛時期，經濟繁榮，國庫充裕，民生安定，國威遠播。承繼貞觀之治和武則天治績的玄宗，描繪了中國曆史上一幅最燦爛的盛世畫麵。
封建時代的盛世，並不是東方的滿天朝暉，而是西天的一江晚霞。
當繁榮的暖風熏得君臣如癡如醉、神智不清的時候，盛世就畫上句點，隨之便轉入了衰世的軌道。開元盛世到了天寶年間，在豪華的盛唐馬車馳行的大道上，路標發出了中衰的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