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皇帝義熙八年(公元412年)
毅性剛愎,自謂建義之功與裕相埒,深自矜伐,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及居方嶽,常怏怏不得誌。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嚐雲:“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及敗於桑落,知物情已去,彌複憤激。裕素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與尚書仆射謝混、丹楊尹郗僧施,深相憑結。
東晉最後一個皇帝是晉安帝司馬德宗,此君和晉惠帝一樣有點呆傻,晉惠帝不辨白粥肉糜,晉安帝不辨春夏秋冬。一將無能,累死三軍;皇帝無能,累死天下。
傻皇帝在位長達二十二年,之所以能做這麼久,可能就是因為他智商比較低。晉安帝義熙年間,是東晉內部爭權奪利最嚴重的時代,士族之間的“協商機製”退隱,北府兵將領之間的衝突加劇,一個無能的皇帝既是權爭的起因,又是權爭的最好庇護,皇帝無為而治叫垂拱而治,晉朝的皇帝差不多都是“垂拱而亂”。
這個時期東晉的政治主角是劉裕劉寄奴,他能帶兵打仗,這是核心競爭力,是時北有胡國南有內寇,正是將軍擁兵自重的好時代。
盧循、徐道覆北犯,剛開始來勢洶洶,打敗了何無忌,挫敗了劉裕當時最主要的競爭者劉毅,朝廷恐慌,有人甚至提出來遷都北上,去依附尚在北伐的劉裕。
劉裕急忙返回建康,成功地組織了阻擊戰,打退了盧循的進攻,並最後平定了盧循。
孫恩、盧循之亂,在“文革”中被定性為“農民起義”,孫、盧都不是農民,但他們的隊伍裹挾大量的農民,世道澆漓,做賊和革命都是時髦的職業,成王敗寇,都要用農民大量的鮮血來鋪底。孫恩、盧循沒有成功,但他們的運動軌跡布滿南中國,對東晉的社會經濟摧折甚重。盧循失敗時,也投水自盡。死之前,他向眾姬妾發起一次民間調查,問誰願意和哥哥我一起做水仙?結果搖頭的都被扔下水了。“農民起義”很偉大,但很多“農民起義領袖”很渾蛋。
劉毅和劉裕一樣,都是北府兵將領,桓玄登基做皇帝,他們都是反對派,打垮桓玄、重新確立司馬家名義上的領導地位,這個功勞是大大的,當時有個專用名詞叫做“建義之功”。劉裕、劉毅都立下了“建義之功”,大亂之後,一切權力歸彌亂的將軍,這也是曆史規律,當時與劉裕有一拚的就是劉毅。
劉毅和劉裕為人作風不一樣,有個叫胡籓的評價說:“連百萬之眾,攻必取,戰必克。”這是劉裕的長項,“至於涉獵傳記,一談一詠,自許以為雄豪;以是縉紳白麵之士輻輳歸之”,這又是劉毅的優點。轉換到權力鬥爭的框架下,劉裕是實力派,而劉毅則頗得人望,不論古今,所謂人望,都是決定於“縉紳白麵之士”,簡單說就是那些有錢或有文化的社會精英。
不管什麼政治製度,不管什麼體製,不管古代還是今天,不管中國還是外國,精英統治是權力內在的一個總取向,精英剝奪和侵犯普羅大眾的權力和利益也是一個基本規律,這是食物鏈。狼吃肉狗吃屎,有階級就有壓迫。但是在這個規律之外,還是一條反規律,那就是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隻是反抗的方式有不同,普羅大眾製約精英有兩手,一是革命,二是選票。革命可以讓被壓迫的人有當家做主的幻覺,但是權力本質上不可能讓多數人掌控,革命之後革命成果往往會被少數人篡奪,政治也會向精英化方向發展。為了避免革命,就必須有選票,選票也可以讓被壓迫的人民有當家做主的幻覺,而且是定期來一次,“幻”得頻繁了,“覺”也就更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