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南孔家學在清末推動衢州教育走向近代化方麵扮演了重要角色。20世紀初，由於深受近代西方教育思潮的影響，在“衢人留學國外者尚少”的背景下，孔氏南宗族人中有多人出國留學，如孔昭仁和孔憲菼於光緒末年先後東渡日本，求學於早稻田大學。與此密切相關，南孔族學也實現了曆史性轉型，即由傳統家塾向近代學校轉變。光緒二十九年（1903）春，孔子第七十三世嫡長孫孔慶儀深深感到傳統的族學教育已“不足以圖存”，極力主張“維新”，積極倡議建立“孔氏中學校”，極大地促進了衢州近代教育的發展。宣統二年（1910），孔氏中學堂改為兩等小學堂，民國元年（1912），又改稱“孔氏完全小學”。這在衢州教育史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事件，“複長西安官立高等小學堂，啟迪後起，多所造就”，徐映璞稱其“於鄉邦文教，頗有興革”。孔氏小學的創立得到了孔昭晙等族人的大力協助。民國26年（1937），南宗奉祀官、孔子第七十四世嫡長孫孔繁豪將其改名為“衢縣私立尼山小學”。孔繁豪對尼山小學的建設和發展傾注了大量心血。孔憲德也曾任尼山小學校長。尼山小學辦學特色明顯，被編入《中華學府誌》浙江卷。該校遵循“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古訓，倡導“講禮儀、嚴治學、高質量”的風格，以“弘揚傳統文化，培養學生美德，推進書畫教育”為辦學特色，成為當地近代學校教育的典範。
此外，孔氏南宗族人在衢州擔任小學或學堂教師的也不乏其人，如孔昭瑞先任縣學教諭，後來擔任徐光烈私立敦義學堂教員，孔氏小學教員；孔憲杼擔任衢縣高等小學教師。他們以積極的實踐和良好的風範，推動了衢州教育的不斷發展。
二、孔氏南宗的垂範作用有效推進了浙西南的地方治理
（一）在當地宗族中率先垂範，共同促進了地方社會的穩定發展
中國古代社會秩序的維持，除各級官吏的作用之外，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民間各種社會管理組織的力量，宗族則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基於血緣的宗族具有其他力量所無法替代的內在凝聚力，宗族內部的和睦有序以及其在當地的作為，決定了其所擁有的地位和影響力。所有這些，對於協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維護地方治安、促進地方和諧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在以聚族而居為主要特征的中國古代社會體係中，宗族的力量確實不可小視。這一特征在浙西南地區體現得更為明顯，葉氏、毛氏、徐氏等宗族在鄉村社會中發揮了重要的組織功能。如在龍遊，“族不問大小各自為村，有事則集於一堂，宗法雖亡猶有古敦睦遣（疑為‘遺’）風”。孔氏南宗由於其所擁有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加之曆代族人的孜孜以求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特色鮮明的南宗文化，其作用和影響力自然是其他宗族所無法比擬的，“南渡以還，搢紳顯宦往往遁跡於衢，由是徐、王、孔、葉為著姓。數傳之後，族大支繁，不能盡記，炳蔚史冊，代有科名”。徐映璞先生在“聖澤遺聞”中指出：“衢州著姓，初以徐、王、鄭、葉並稱，及孔氏南渡，乃推徐、王、孔、葉，閥閱相承，世為婚媾。”孔氏南宗在衢州的影響力由此可窺一斑。雍正年間（1723—1735）所頒發的《聖諭廣訓》認為，宗族活動集中表現在“立家廟以薦烝嚐，設家塾以課子弟，置義田以贍貧乏，修族譜以聯疏遠”等四方麵。從前麵若幹專題的闡釋中可以看出：孔氏南宗在這些方麵都堪稱典範，從而對當地各宗族起到了示範作用，推動了其他宗族的發展，促進了當地社會的穩定和發展。
（二）有效改變了浙西南地區“悍而果”的民風
浙西南地區民風強悍，“衢屬各縣，文吏或包攬詞訟，武夫則睚眥殺人。江、常兩縣尤甚，素稱難治”。在龍遊，械鬥之事在民間時有發生，“龍邑愚民，偶因雀角之忿輒思自盡以圖詐害，親屬又不行救援聽其殞命，即為奇貨可居，糾合黨羽席卷仇家”。這種民風，對百姓的生產生活安定與地方社會秩序的穩定極為不利。
為此，曆代統治者通過各種方式推行教化，“鄉飲酒禮”作為流傳久遠的習俗，成為推行教化的重要途徑之一，“《記》曰：‘鄉飲酒之禮廢，則爭鬥之獄繁矣。’故《儀禮》所記，惟鄉飲之禮達於庶民。自周迄明，損益代殊，而其禮不廢”。明代鄉飲酒禮作為推行教化的重要手段深受最高統治者的重視，明太祖朱元璋希望借此達到“敘長幼，論賢良，別奸頑，異罪人”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