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在西安知縣薑仲能、常山知縣劉利用、龍遊知縣王瓚、衢州知府唐瑜等人和各地學官的共同努力下，衢州地區的儒學繼續向前發展。明中期以後，陽明心學在思想界產生了巨大影響，浙西南地區則成為傳播王學的重要陣地。當然，這是與李遂等地方官員的極力倡導密不可分的。李遂於嘉靖年間（1522—1566）任衢州太守。他不僅注重以德化民，政績卓然，而且對衢州地區的儒學發展和文明進步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李遂學養淵深，於儒學“解悟貫徹”，“朔望謁先師廟，進諸生，講解經義出其自得，學者輒聞所未聞”。在衢期間，李遂興建了衢麓講舍，積極倡導王學。據《王陽明年譜》記載：嘉靖十三年（1534）三月，“門人李遂建講舍於衢麓，祀先生”。衢麓講舍在當時具有較大的影響力和輻射力，“明年（按：1529）師喪，還玉山，惠偕同門王修、徐霈、林文等迎櫬於草萍驛，憑棺而哭者數百人。至西安，諸生追師遺教，莫知所寄。洪、畿乃與璣、應典等定每歲會期。是年（按：1534）遂為知府，從諸生請，築室於衢之麓。設師位，歲修祀事。諸生柴惟道、徐天民、王之弼、徐惟緝、王之京、王念偉等，又分為龍遊、水南會，徐用檢、唐汝禮、趙時崇、趙誌皋等為蘭西會，與天真遠近相應，往來講會不輟，衢麓為之先也”。從中可見，一方麵浙西南地區對王學十分推崇，學者之間的講會活動十分頻繁；一方麵衢麓講舍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引領作用。但這裏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即此文中關於講舍的建立時間與其他文獻記載有所出入。據康熙《衢州府誌》，李遂於“嘉靖五年（1526）第進士，十七年（1538）遷衢州府知府”，更有說服力的是李遂在自己撰寫的《明嘉靖李遂周孝子祠記》中也說：“歲戊戌（1538），餘既獲守是邦，奉天子明命，崇正黜邪。”可見，李遂到衢赴任的時間是嘉靖十七年（1538），那麼衢麓講舍的建立時間最早也應該是1538年。當然，這並不影響我們對衢麓講舍及其曆史影響的評述。
李遂和其他陽明弟子在衢州的一係列活動，極大地推動了儒學在衢州地區的發展，“李公蓋講姚江之學者也，抱知行合一之旨，為多士式維。時鄉先達王在庵提唱於前，葉敬君、方孟旋相應於後，由是士風一變，翕然崇實而黜浮，號稱鄒魯，迄今三百年於茲矣”，此中的“士風一變”和“號稱鄒魯”足見其影響的廣度和深度。
李遂不僅重教育，而且重教化，注重發揮環境的教化功能，“表德樹風，興學造士…立西安周孝子祠，常山四賢祠，修其墓，錄其後”。衢州有周宣靈王廟（又稱周孝子祠，俗稱孝子廟），由衍聖公孔文遠捐地、塑像、立廟以奉祭南宋時孝子周雄，此後曆代都有祠祀。李遂在衢期間，“奉天子明命，崇正黜邪，遍諸宇盡撤之，期弗貸。方議及孝子所，群庶民充庭”。李遂在了解“孝子所”的來曆之後，不但認為不能毀祠，而且親自撰寫了《周孝子祠記》，其中曰：“若等能以孝子之心為心，日勵其所未至，俾若子若孫亦永永孝子之，則祠之之門也，尤在所宜祀。”對周孝子的讚賞及其對後人的勸勉溢於言辭。李遂對周孝子的表彰以及立“常山四賢祠”等舉動，對促進當地教化和文明的產生積極作用也無需多言。
此外，明中期以後衢州地區的其他官員也積極提倡儒學。如推官劉起宗，對當時的府學訓導劉洙潤十分器重，“（劉洙潤）講明理學，推官劉起宗雅重之，請主衢麓講舍”。同知楊日讚，“遊薛中離之門，學以致良知為宗……謙虛下士，公餘多暇，講學不倦”。再如西安知縣梁問孟，時人讚譽他“愛士如師傅之教生徒，撫民如父兄之育子弟”。不僅衢州如此，金華、處州等浙西南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正是由於曆任地方官員的大力提倡與實踐，王學在浙西南地區得到了廣泛的傳播。
清代，浙西南地方官員繼承了興學課士的優良傳統。清朝初年“兵燹之後，弦誦寂寥”，順治七年（1650）成晉徵知西安縣後，以不懈的努力恢複發展教育，“下車課藝論文，朝夕不倦，一時秀傑，彬彬奮興，多士德之”。西安知縣伍桂生不僅振興鹿鳴書院，而且因九華山僧人觸犯戒律而將九華寺院改為書院，命名毓秀書院，使更多的士人深受其惠。光緒十九年（1893）林啟出任衢州知府後，加大書院的建設和管理力度，“恂恂儒雅，溫厚和平，請撥厘金增加書院膏火，講求經學，添購書籍，以重脩聘山長，課士子”。此外，處州府推官張元樞“尤加意學校”，遂昌知縣趙如瑾“尤隆禮學校，多士蒸蒸向風”。浙西南一帶自古就有好學之風，賢才輩出，著述鴻巨，影響深遠。清代著名學者朱彝尊對衢州名賢給予了高度評價，其中列舉了鄭灼、劉牧、徐庸、柴翼之、徐晉卿、王宏等人的成就。南北朝時期的鄭灼“勵誌儒學”，“尤明三《禮》”。宋代人劉牧著有《易解》《易象鉤隱圖》，王安石為之撰寫墓誌銘。徐庸，宋太常寺少卿，直集賢院，著有《周易意學蘊》。徐晉卿為皇祐元年（1049）進士，著有《春秋左傳類對賦》。宋禦史中丞王瑉之後王宏，“博極群書，深解旨趣，詩賦詞章泉湧，著有《易啟疑》《春秋辨證》，能發先賢俟後學自悟之蘊，縱老師宿儒不克加疵其間。是蓋先生天分既高，學力又至，故其醇正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