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察“先知”
在《聖經》中，“先知”是指那些獲得神召、與神溝通、傳達神意之人。
公元前9世紀以前，幼發拉底河至尼羅河流域之間普遍存在著通過各種方式與神溝通、傳達神意的人。他們通過占卜、釋夢、拋擲聖骰或觀察飛鳥墜落、檢查獻祭動物肝髒等形式來忖度並傳達“神意”，解答生活中出現的各種疑惑，這些問題小到找尋失物，大到戰爭的勝負，收獲的豐歉。希伯萊民族中也有這樣的“占卜先知”。據《撒母耳記》第9章5～9節記載，掃羅家的驢子走失後，掃羅的仆人就建議他拿著四分之一客舍勒的銀子去尋求撒母耳先知的指示。當時不僅有“占卜先知”，還存在著“迷狂先知”。據《列王記上》第18章26～29節記載，與以利亞鬥法的450名巴力先知狂呼亂跳，甚至不惜用刀槍把身體割刺流血，陷入迷狂以求與神溝通。
公元前11世紀末，隨著希伯萊統一王國的建立，這些占卜先知和迷狂先知中的一部分人繼續在鄉間活動，一部分則演變為專管宗教儀式的聖殿祭司；另一部分則成了國王的宮廷先知。宮廷先知的主要職責是為君王的重大決策提供神意的認可。有時一個國王擁有的這類先知竟達數百人。為保宮廷俸祿，這種先知往往隻敢講順乎王意的話。但宮廷先知中也有像拿單、以利亞和米該雅那樣剛正不阿的耿直之士，他們不畏君主淫威，“不說吉語，單說凶言”。
《聖經》中共收錄了16位先知的言論。根據他們著作的長短多少又有了大小先知之分。“大先知”包括以賽亞、耶利米、以西結和但以理4位先知；12位“小先知”分別是：何西阿、約珥、阿摩司、俄巴底亞、約拿、彌迦、那鴻、哈巴穀、西番雅、哈該、撒迦利亞和瑪拉基。
這些背負神聖使命的先知從使命的神聖中獲得了勇氣和力量，他們勇氣倍增，敢於無所畏懼地譴責邪惡，宣揚正義；不計個人的榮辱得失去聲討統治階級乃至整個民族的罪惡。他們持之以恒，曆磨難不改其誌，處艱辛不改其行。同時，預言天啟的性質還蘊藏了另一層功效，一旦預言的部分內容激變為現實，先知的預言便會產生巨大的威懾力，因而先知預言中尚未實現和有待實現的預言就具有了更大的感召力和現實指導性。
先知運動
對於希伯萊民族而言，公元前8至公元前5世紀的300多年的曆史是風雲變幻而又動蕩不安的。在這期間，北南兩國相繼滅亡於亞述帝國和新巴比倫王國，莊嚴華美的耶路撒冷聖殿被夷為廢墟，希伯萊人被擄至異鄉為囚。在這期間，亞述、新巴比倫相繼稱霸，又相繼滅亡，讓位於崛起於伊朗高原的波斯王國。這一切的巨變給當時的人們帶來巨大的思想衝擊。
在這個動蕩不安的時代背景下，希伯萊正典先知登上了曆史舞台。公元前8世紀至公元前7世紀時正值亞述王朝稱霸，那時，統一王國已分裂為南北兩國。由於民族盛世已過，社會矛盾日益激化，貧富分化進一步加劇，社會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日趨腐敗。國王和貴族昏庸暴戾，上層階級醉生夢死，祭司隻知索要祭品、狂喝濫飲，奸商、高利貸者不擇手段地聚斂財富，整個社會道德敗壞世風日下，偽善、貪婪、欺詐等不義之事舉目可見。此時整個社會內部已是危機四伏；而在民族外部，新興的亞述王朝一直對北南兩國虎視眈眈，久存覬覦之心。然而在這多難之秋，兩國的統治階級卻沉陷於紙醉金迷的安逸生活。此時，有著清醒的社會意識和危機意識的阿摩司、何西阿、以賽亞、彌迦等人開始了他們坎坷不平、飽經磨難的先知生涯。他們是真誠的愛國者，痛苦的清醒者，看到人們逐日背離上帝之道，多行不義，國勢堪憂而人們又渾然不覺的現實，一種神聖的使命感驅使他們大聲疾呼，呼喚施行社會公正，以期喚醒民眾，進行社會改革，最終達到改變國家命運的目的。
以色列國和猶太國相繼滅亡後，先知預言的內容和重點發生了轉變。耶利米、以西結、西番雅、那鴻、哈巴穀等先知在譴責希伯萊人的罪孽，預言其受懲命運時，預言的安慰動機有所增強。他們為民族的存亡而擔憂，為國家的淪喪而哀哭；然而，他們又不忘撫慰民族受傷的心靈，鼓舞他們為民族複興而努力的信心。
隨著波斯稱霸時期的到來，俄巴底亞、第二以賽亞、哈該、撒迦利亞和瑪拉基等先知的預言則轉入了以描繪來世、憧憬未來為主。
公元前5世紀下半葉，希伯萊先知運動漸趨衰落。衰落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此時獨尊上帝的猶太教已經形成，猶太教的經典《摩西五經》逐漸編纂成書。此後，研讀《摩西五經》成為了解神意、認識上帝的主要途徑，猶太教的經典大法最終取代了曾長期作為希伯萊人精神食糧的先知教誨。
盡管希伯萊先知們隻是向他們的同胞宣講公義的社會必要性，完全以神人立約作為施到公義的思想基礎，但他們那震聾發聵的呼喊卻道出人類追求公義的共同心願。先知思想對西方的知識分子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它“為西方知識分子提供了精神上的超越性，即對現實的不完滿世界產生一種不懈的改善欲望及永恒的批判與終極的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