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賦稅基本上是窩闊台以來的稅製加以調整後確定的，有“稅糧”和“科差”之分。根據1280年（至元十七年）所頒布的則例，“稅糧”包括丁稅和地稅，丁稅的全科戶，每丁每年納粟2石；地稅每畝納粟3升。根據1260年（中統元年）所定戶籍科差條例，“科差”包括戶稅、包銀、俸鈔3項，各種稅戶所納戶稅、包銀數量各不相等，以全科係官戶為例，每年每戶要納係官絲1斤6兩4錢，包銀4兩，全科係官五戶絲戶，每年每戶納係官絲1斤、五戶絲6兩4錢，包銀4兩。所謂“係官絲”是繳給官府的，所謂“五戶絲”是繳給食邑的貴族的。1267年（至元四年）納包銀的民戶，由原來的4兩增加為5兩，這增加的1兩叫“俸鈔”，是給大小官吏作俸祿用的。
江南地區的“稅糧”沿襲宋代的兩稅製，即夏稅和秋稅，秋稅輸糧，夏稅輸木棉、布絹、絲綿等物，其數量根據地利、產量而定。“科差”分戶鈔和包銀，江南戶鈔相當於北方的五戶絲，以成宗時作標準，每戶納中統鈔2貫（即中統交鈔2兩），1萬戶田租輸鈔400錠；江南包銀相當於北方的俸鈔，每戶納2兩。
除了正稅外，還有許多規定和沒有規定的雜稅，如鹽、茶、酒、醋、金、銀、銅、鐵、釩、竹、木以及山澤、河泊、煤炭、乳牛、魚苗、日曆等等，無不有稅。到了元朝後期，官僚機構進一步腐朽，貪宮汙吏更加明日張膽，他們不知“廉恥”二字，公開要錢。據當時人葉子奇的記載，官吏捏刮錢財的名目有：下級來參見要“拜見錢”，無事白要叫“撤花錢”，逢年過節叫“追節錢”，生日要“生日錢”，辦事要“常例錢”，送迎賓客要“人情錢”，辦差事要“密發錢”，訴案要“公事錢”。
真是“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勞動人民已經被賦稅壓得透不過氣來了，哪有錢去孝敬官老爺！
除了賦稅和各種名目的盤剝之外，元政府還通過所謂“和雇”、“和買”的辦法來征購統治者所需要的一切東西，他們把價格壓得很低，實際上是強行奪取。有的地方甚至出現為了應付“和雇”“和買”而賣家產、賣兒賣女的情景。
總而言之，元代的勞動人民擔負著沉重的賦稅、差役，以及其他苛捐雜稅。而元朝統治者不斷加強對各族人民的財政搜括。自世祖至元至文宗天曆的70年間，國家賦稅不斷增加，如鹽課增加20倍，茶課增加240倍，商稅亦增加近10倍。官吏的額外苛斂使得民不堪命。
中原統治生民怨
開河變鈔使得黎民怨
1343年五月，黃河在白茅堤決口。次年五月，黃河中遊連下暴雨二十多天，由於河堤年久失修，黃河暴溢決口，平地水深兩丈多，白茅堤、金堤相繼決口，造成特大水災，沿河郡邑如濟寧路、單州、虞城、碭山、金鄉、魚台、豐縣、沛縣、定陶、楚丘、成武，乃至曹州、東明、巨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均遭到影響。溢出的河水湧入運河河道，又造成運河決口，使濟南路、河間路的一些州縣遭到水災。
這次大災影響嚴重，百姓顛沛流離，到八月份，山東已經出現人吃人的慘景。而且禍不單行，旱災、蝗災、瘟疫也相繼發生。黃河兩岸的百姓連遭災害，許多人過著饑寒交迫、痛苦萬狀的生活。據估計，當時饑民總數達到100萬戶、500餘萬人，他們之中不少人在饑餓中死去。
大水也衝壞了沿河一帶的鹽場。當時，元朝政府每年要從鹽課中取得一筆相當可觀的收入，正如史書所形容的“國家收入鹽利居十之八。”因此，大水也使政府的收入遭到了很大的損失。
1249年冬天，元末幹臣脫脫重新出任丞相，力主治理黃河流域的水患，順帝遂召集廷臣商議。都漕運使”賈魯曾沿黃河考察地形，提出“疏塞並舉，挽河東行，以製橫潰”的治河方略。就是說，讓黃河仍然回複原來的故道（下遊從淮河入海），對南河古道采取疏通的辦法，對北河采取填塞的辦法。
當時，工部尚書成遵等人極力反對賈魯的治河方案。因為這個方案需要聚集20萬人開河，會導致民工造反。但脫脫認為：“越是不治，越是難治，越難治，饑民、流民的造反越加蔓延。最後，決定開河。
他任命水利專家賈魯為工部尚書兼河防使，於1351年四月，調發汴梁、大名等13路民工15萬人，又派駐守在廬州（今安徽合肥）等地2萬士兵負責監督，開始治河。按照賈魯治河方案，從黃陵崗（今河南蘭考東）開挖，南到白茅堤，西到陽青村，280裏河道要加深，然後把黃河勒回舊道入海。
此次治河已經是黃河泛濫的第7年，沿河兩岸的貧苦農民飽受洪災、旱災、瘟疫和饑荒困擾，早已恨透了元朝的黑暗統治。現在被強征為民工後，待遇極低，加上治河官吏的克扣，他們所得更少，這些半饑半飽的民工，在軍隊的皮鞭下擔負著極其沉重的勞役，加重了人民的痛苦。這使得他們更加對元朝的黑暗統治不滿。這些民工成為反抗元朝的潛在力量。
另外，由於黃河泛濫，不僅阻礙南糧北調，還衝毀鹽場，致使元朝的收入大減，加上統治階層貪汙揮霍，用作貨幣的貴金屬金銀等入不敷出，財政也漸趨拮據。為了轉嫁這一危機，1350年，左司都事武琪向脫脫建議變更鈔法，經過激烈辯論後，脫脫決定變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