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曆史所持的態度，除了熱衷於研究個案現象的學者，我認為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兩派：
一派以馬基雅弗利為代表。他們通過列舉曆史上的諸多事例，以期喚起人們的反思。
《君主論》和《政略論》是馬基雅弗利的代表作。其中，《政略論》是日文的譯名，原名叫《基於提圖斯·李維的〈羅馬史〉進行論述》（中文譯作《李維史論》。——譯者注）。通過這部作品，可以了解馬基雅弗利在提出自己的論點前，通讀了李維、波利比烏斯、普魯塔克的作品。有一點可以肯定，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他選擇了以李維的《羅馬史》為核心的曆史現象作為例證。像他這樣，選擇“利用”曆史的人中，最近的可以舉出《大國的興衰》的作者保羅·肯尼迪。
此外，我認為名著《文明衰亡之時》的作者高阪正堯氏也屬於這一派。
對於曆史所持的態度，屬於另一派的有德國人蒙森和英國人吉本。他們的作品內容僅限於羅馬史，並被認為是該領域的經典之作。蒙森的作品內容始於羅馬建國，結束於尤裏烏斯·愷撒死亡。吉本的作品內容則始於五賢帝時代，一直到1453年東羅馬帝國滅亡為止。
關於曆史，我認為以他們二位為代表的一派隻是對曆史作了敘述。對他們來說，敘述曆史隻是目的而非手段。
在這裏，我不想評論這兩派孰優孰劣，我隻想說他們之間的不同。
那麼，這兩派的不同表現在哪裏呢？說實話，他們的區別就在著作的分量的不同上。屬於第一派的人，他們的著作通常隻有一兩卷。與此相對，屬於另一派的人，他們的著作往往會超過10卷。
為什麼會出現如此巨大的分量之差呢？我想這是因為屬於第二派的作家認為曆史就是過程。
如果隻想了解結果，那麼看一本打著考生必備符號的曆史概要書就已足夠。
日本高中生使用的世界史教科書中，有關羅馬史的記述不足10頁。但是，如果追溯過程，分量自然輕鬆超過這一數字的幾千倍。分量如此之重，不是因為作者偏好洋洋灑灑的寫作，而是因為他們認為隻有追溯過程，才有可能接近曆史的真實。我屬於第二派之列。
話雖如此，我卻不讚成同屬一派的巨匠級人物蒙森的看法。
這位生活在啟蒙主義時期的德國人似乎把“由曆史作出裁定”誤解為“由曆史學家作出裁定”了。在他盛年之時，他的《羅馬史》一出版就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在寫到愷撒死後，他就擱筆不再寫了。也就是說，關於帝政以後的羅馬，他隻字未敘。對此，連當時他的讀者也深感遺憾。蒙森始終沒有說出自己不再繼續寫下去的原因。但是，隻要讀了他寫的《羅馬史》，這一點便會不言自明。
作為啟蒙時代人物的蒙森，在敘述曆史的過程中，自然會加入自己的評論。
他給予共和政體時代的羅馬極高的評價。鑒於這樣的認識，他自然很難下筆敘寫帝政時代的羅馬了。
與此相比，我更加欣賞馬基雅弗利的觀點——人類和人類成果體係都需要順應時代的變化。如果讓我對曆史進行裁定的話，依據隻有一個，那就是它是否順應了時代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