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政體下的羅馬沒有選擇民主製雅典那樣排擠貴族階級、實行以平民為主體的政體。在共和政體下的羅馬，貴族和平民相輔相成。把兩個階級的力量合二為一，是為了更有效地發揮國家的活力。既然選擇了這樣一種政體，就要時刻不忘把貴族和平民之間動輒出現的對立情緒掐斷在萌芽之中。以公元前367年《李錫尼法》出台為界，羅馬確立了新的方針，所有國家要職向平民開放。為此，作為羅馬最高統治者的執政官中，有平民出身的人當選幾乎已司空見慣。
在這種情況下，懲戒戰敗責任者，難免成為內亂的導火索。接受懲罰的是貴族，會引起貴族階級的不滿。相反，如果懲罰的是平民，顯然所有平民都會認為受罰的原因是因為他出身平民。要追究責任，卻找不到客觀的、能讓所有人接受的標準。為此，羅馬人決定不對任何人追究戰敗的責任。
如此一來，陣亡者豈不是難以瞑目嗎？對個體來說，也許是。但若舍棄小我，為共同體的長遠利益著想，則完全可以瞑目。因為一個國家，如果上下輿論不統一，會很難有效發揮國家的國力。隻有國論統一，才能有效發揮國力，就可以減少犧牲。人是具備犧牲精神的，他可以接受自己犧牲，但是，無法接受自己的子孫也成為統治階級無能的犧牲品。
羅馬人的這種做法與迦太基人和希臘人完全不同。也多虧羅馬的這種做法，使那些不幸成為敗將的人，有了報仇雪恥的機會。羅馬人非常通情達理，如果戰敗的原因在於指揮官能力不足，那麼有兵役義務的所有羅馬市民不會再選他擔任執政官。但是，如果大家都承認總指揮官的能力，那麼，即使成為敗將，他依然有可能再次當選執政官。
特雷比亞戰役期間的羅馬軍隊統帥塞姆普羅尼烏斯·隆古斯任期滿後，無緣再次當選執政官。相反，因重傷未能參加戰鬥的科爾涅利烏斯·西庇阿則被任命為前執政官，享有和執政官同等的絕對指揮權，領命率1萬士兵開赴西班牙。
前執政官的弟弟格奈烏斯率領兩個軍團還在西班牙與漢尼拔的二弟哈斯德魯鮑爾交戰。在對抗漢尼拔的過程中，羅馬元老院所起到的是“總參謀本部”的作用。元老院非常清楚大後方西班牙對漢尼拔的重要性，因此把在西班牙的戰事交給了科爾涅利烏斯兄弟倆。既然漢尼拔要離間羅馬聯盟的各成員國，羅馬就要徹底鏟平漢尼拔的大後方西班牙。
這次從比薩港前往西班牙的前執政官科爾涅利烏斯沒有帶年已18歲的兒子同行。因為在羅馬，貴族子弟的人生軌跡通常是，初次上陣要跟隨父親，以後就要在其他人手下學習了。貴族埃米利烏斯·保盧斯成了這位年輕人的第二任指揮官。
公元前217年是漢尼拔遠征的第二年，這一年，羅馬當選執政官的是貴族塞爾維利烏斯和平民弗拉米尼。
塞爾維利烏斯性格溫和謹慎。蓋烏斯·弗拉米尼與他正好相反，天性要強又很膽大。因為他力主攻打漢尼拔，因而獲得候選資格，並以比同僚多得多的票數當選執政官。他的出生年月不詳。他曾經於公元前232年當選護民官，後來進入元老院，於公元前227年擔任行省西西裏的總督。公元前223年一度當選執政官，在與高盧人的戰鬥中，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公元前220年當選財務官，並提議鋪設弗拉米尼亞大道，即現在的意大利國道三號線。
公元前217年當選執政官，是他第二次就任羅馬這一最高官職。從他當選護民官那年開始推算，這一年應該在45歲上下。作為前線最高指揮官，這一年齡正是最合適的時候。
作為平民階級出身的傑出代表，弗拉米尼被認為遠比特雷比亞之戰的敗將塞姆普羅尼烏斯優秀得多。他曾經提出國有土地租用上限規定為125公頃，他製訂了法律草案，禁止元老院議員從事通商事業。他製訂這些政策，目的是縮小貧富差距。所以，事實上，受到限製的大多數是貴族。盡管如此，反弗拉米尼的現象並沒有表麵化。這不是因為他製訂的政策沒有明確反貴族，而是羅馬貴族深知這樣做的危害性。當然，弗拉米尼本人還是強烈地感受到了貴族階級對自己的不滿。對他來說，公元前217年出任執政官，應該也是報複他們的絕好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