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繼格拉古兄弟後，所有人都意識到，羅馬的問題已嚴重到不是單靠一兩項政策就能改變的地步了。問題的根源在於，羅馬獨特的共和政體已經無法再像以前一樣發揮作用。蘇拉、西塞羅和愷撒都是這種看法的典型代表。
羅馬獨特的共和體製是這樣的：每年有兩位執政官共同管理國家行政事務，由未經選舉的所謂“精英”組成的元老院輔助執政官，擁有投票權的公民們構成公民大會，決定國家大事。因為元老院議員大多由行政官員擔任，因此羅馬政體也被稱為“寡頭政治”。
布匿戰爭時期古希臘曆史學家波利比烏斯曾讚揚羅馬采用的是理想政體。執政官、元老院、公民大會分別是君主製、貴族製和民主製優點的象征，因此羅馬共和政體可謂集三種政體優勢於一體。地位僅次於執政官的元老院議員們均由選舉產生。凡公民都有參選可能，不分階級，人人平等，由能力的高低決定權力的大小。
羅馬人從不認可民主政體。伯裏克利時代的雅典民主政體，也不過是依賴伯裏克利這樣卓群的政治人物領導才顯得優越。伯裏克利過世後，雅典因種種愚笨政策而日漸衰退。在正處於上升期的羅馬眼中，雅典就是最典型的反麵教材。希臘人熱衷於鞏固城邦製，羅馬人則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同化被征服地域，這樣做的後果必然是擁有選舉權的人越來越多。所謂民主政治，就是國家決策並不依賴於選民自身知識和判斷力，而依賴在事情發生時參與決策的選民數量。但雅典實行的並非真正民主，而是“封閉的民主”，例如雙親中有一方並不生於雅典城邦，那麼這個人就不具備公民選舉權。
在《羅馬人的故事1·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描述的時代裏確立的羅馬獨特的共和政體，到《羅馬人的故事2·漢尼拔戰記》中該政體已經在元老院主導下顯現出優勢，一如波利比烏斯所讚。天才將領西庇阿能擊敗迦太基也得益於元老院上下一心。可以說，對迦太基的勝利就是羅馬組織能力的勝利。那時候元老院階級始終戰鬥在前線，陣亡比例也是最高的。不過政體也是有生命周期的。擊敗迦太基稱霸地中海之後，羅馬陷入了政治困局。原因有兩個：一是任何政治體係都避免不了的僵化現象；二是成為戰勝國後，所麵臨的問題發生了質的變化。
在那之前一直發揮正麵作用的政治製度，隨著環境的變化逐漸顯現出弊端來。然而若要人去改變已經習慣的並有正麵作用的製度，甚至比讓他們從零開始都艱難得多。因為改變製度意味著人們必須首先改變自己。特別是那些一貫對自己能力極有信心的人來說，沒有什麼比否定自己更難。但是如果不否定舊的自己，就無法樹立適應新時代的新製度。自格拉古兄弟以來羅馬精英們所頭疼的問題都是從這一點開始的。
無論是蘇拉、西塞羅還是愷撒，不約而同地認識到必須恢複羅馬強大的統治能力，並且他們也一致認為，現階段的元老院並不適合肩負此項重任。雖說此三人采用了不同的方式，但出發點都一樣，都是為羅馬國家的未來著想。那麼他們各自解決問題的方法是什麼呢？
蘇拉的辦法，簡單說就是用強力手段實行內部改革。憑借獨裁官的特權，蘇拉組起了一個危機管理內閣，實行高壓政策。采取殺伐、流放、沒收財產等方式對付反對派，以期加強元老院引導製，恢複元老院對羅馬的統治能力。像《羅馬人的故事3·勝者的迷思》中記述的那樣，蘇拉一方麵嚴格執行按資排輩，遏製個人英雄主義，另一方麵加強元老院議員作為統治階級的各項能力，並給予他們更多機會，以期提高元老院階級的總體素質。但蘇拉心目中的統治階級必須是由和他持共同政見的人構成，對反對者蘇拉設立了詳細的“黑名單”徹底肅清。他這麼做的理由是：優化羅馬政體的任務必須由對共和政體絕對忠誠的人來擔任。
比蘇拉年輕30歲的西塞羅，又有什麼良策拯救羅馬呢？西塞羅對蘇拉的獨斷專行、肅清反對者以強化統治階級的做法並不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