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便提一下，古羅馬對年份的稱呼，通常不會用建國幾年，而是用誰和誰擔當執政官的某某年。至於“公元年”的講法，是在基督教興盛後才開始的。話說回來，耶穌誕生的那一年是公元的開始，而在耶穌誕生的前後，羅馬並沒有實施人口普查。距離耶穌出生最近一年的羅馬人口普查是在公元前8年，就算同盟國猶太王國距離本土甚遠，普查的時間有所差異，也不至於有8年之久。難道是猶太王國獨自實施了人口普查嗎？可當時的猶太王國正因大希律王的死亡而陷入內亂，絕對不是可以進行人口普查的形勢。
非常遺憾，對於我這個單純的疑問，至今還沒有一位研究者可以給出一個滿意的答案。
還有一點也頗令人費解。耶穌真的是出生在公元前後嗎？如果確切的話，耶穌基督應該是在羅馬帝國的全盛時期出生、成長和死亡。那麼基督教為何要等到300年後才在羅馬普及呢？
話題再回到耶穌誕生、正值63歲的羅馬皇帝奧古斯都這裏。耶穌誕生之後的一年，即公元2年，對奧古斯都而言，是一個悲喜交加的一年。首先是從馬賽傳來了外孫魯基烏斯的死訊。18歲的魯基烏斯和其兄長蓋烏斯一樣，也被奧古斯都收為了養子，擁有第二繼承人的地位。前一年，為了經曆軍隊的生活，當時17歲的魯基烏斯被派往西班牙，途中在馬賽作了長期的逗留，結果染病不治，年僅18歲就離開了人世。魯基烏斯的死亡，對於即將64歲的奧古斯都而言，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所以，當蓋烏斯和帕提亞締結了互不幹涉的條約，才會讓奧古斯都精神振奮，重新找回了希望。他至少還有一位繼承人，而且到目前為止蓋烏斯的表現還算令人滿意。
同年，隱居在羅得島的提比略寫信給奧古斯都請求讓他返回羅馬。理由是列席參加和前妻所生的兒子的成年禮。將提比略視為逃兵的奧古斯都，態度十分冷淡，雖然批準了提比略的請求，但要求他必須嚴守一介自由民的身份，不得進入元老院。提比略在離開7年之後得以重返羅馬。
剛進入公元3年，奧古斯都收到了唯一繼承人蓋烏斯送來的報告，這又讓他煩惱不安。
事情發生在前一年的年底。當時帕提亞方麵有人告發擔任蓋烏斯顧問的羅利烏斯因為接受了帕提亞有關方麵的錢財，才作出了有利於帕提亞的決策。蓋烏斯完全沒有想到這可能是帕提亞的陰謀，對此確信無疑。更糟糕的是，接到報告的奧古斯都在這件事情上態度模糊，被指認犯了受賄罪的羅利烏斯不堪忍受被召回羅馬，送上審判庭，最終選擇了在異國他鄉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身邊少了羅利烏斯的蓋烏斯完全失去了方向，朝令夕改、言行不一，軍隊不受其控製。公元3年遠征亞美尼亞之前，每個人都掩飾不住不安的情緒。亞美尼亞正在力求同鄰國帕提亞改善關係，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讓一個22歲的少年出麵進行外交談判，這份責任的確是過於沉重了。
所幸，蓋烏斯一行平安地到達了位於底格裏斯河上遊的亞美尼亞王國的一城塞，開始了首輪的談判。可是，蓋烏斯傲慢的言行很快地就激怒了當地人，引發了暴亂，形勢愈演愈烈，甚至威脅到了親羅馬派的王公貴族。最終，暴動被蓋烏斯帶去的羅馬軍團鎮壓，但這讓“保護者羅馬”在亞美尼亞的信譽蕩然無存。原本作為牽製帕提亞的一張王牌，漸漸離開了羅馬的掌心，朝著帕提亞越走越近。遠在首都羅馬的奧古斯都，也回天乏術，隻能靜觀其變。
盡管羅馬因此失去了對亞美尼亞的影響力，但是和蘇拉、愷撒先武力再談和的強硬手段相比，奧古斯都以外交方式求和的做法還是應該給予正麵的評價。話說回來，這些中、近東國家的人民崇尚強勢，和亞美尼亞談判的失敗，也不能完全歸咎於蓋烏斯的無能。
亞美尼亞的挫敗給了年輕的皇子沉重的打擊，加上鎮壓暴亂時負了傷，蓋烏斯的精神狀態日益低落，萎靡不振。放棄了軍隊總指揮職責的蓋烏斯寫信給外祖父，要求引退做回自由人。奧古斯都回信給蓋烏斯，苦口婆心地勸他打消引退的念頭。那個時刻的奧古斯都不再是一個嚴厲的長官，而是一個寵愛外孫的慈祥的外祖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