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如此，各部族之間一定會發生利害衝突。每當出現利害衝突時，處於劣勢一方的部族就會求助於萊茵河以東的日耳曼人，這也是日耳曼入侵高盧的原因之一。也許高盧人對此也早有意識，所以，他們把協調各方利益關係的任務交給了一年一度舉行的酋長會議。但是，由於各部族勢均力敵，協調工作很難開展下去。
愷撒在征服高盧後，允許高盧各部族酋長會議繼續每年召開一次，隻是負責協調的人即議長，換成了羅馬人。這樣做的結果是，自從羅馬軍隊保護高盧人不受日耳曼入侵以後，他們開始由從前的狩獵民族轉變成為安心勞作的農耕民族。
圖拉真沒有愷撒那樣的王牌。首先不存在一個會從背後威脅達契亞的強大民族。同時，達契亞是一個統一的國家，而且它的統治者是一位很有能力的人。
愷撒實行的是同化戰敗者的政策，圖拉真沒有實行同樣的政策。兩者從方法上來看完全相反。但是，從結果上來看，這兩種做法都取得了成功。盡管羅馬在達契亞隻駐紮了1個軍團，但是，這個行省讓羅馬中央政府可以不用過多地操心。
當然，這不是因為征服了達契亞才得以有這樣的結果。事實上，圖拉真沒有忘記在戰爭結束後繼續鞏固多瑙河防線的重要性。
首先是西側相鄰的萊茵河防線。從萊茵河河口經過日耳曼長城到雷根斯堡的這條防線被確定為帝國的國界線。多瑙河防線始於萊茵河防線的東側。沿著多瑙河的流向，一直到下遊，都有羅馬的軍事基地。羅馬人說的“superior”和“infe-rior”，用在河流上，意思分別是上遊的“高處”和下流的“低處”。此外，也用於表示距離羅馬“遠”和“近”的意思。
“近潘諾尼亞行省”有3個軍團基地，分別位於維多波納（今奧地利首都維也納），距離維也納30公裏、地處下遊的卡農頓（今奧地利佩特羅內拉）和布雷格提奧（今匈牙利蘇尼）。
“遠潘諾尼亞行省”——阿奎因庫姆（今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近米西亞行省”——有辛吉杜努姆（今貝爾格萊德）、維納提烏姆（今科斯托拉茨熱）2個基地。“遠米西亞行省”——有諾維伊（今保加利亞斯維什托夫）、杜羅斯托魯姆和河口附近的特勞埃斯米斯3個基地。“達契亞行省”——有艾普倫（今羅馬尼亞阿爾巴尤利亞）基地。以上共計有10個軍團基地，駐紮的軍團數量也是10個。4個行省分別派駐一位元老院議員擔任總督。作為主力部隊的軍團兵達6萬人，加上輔助部隊士兵，從多瑙河中遊到下遊的區域內共部署了多達12萬人的兵力。達契亞王國昔日的首都薩米澤傑圖薩更名為“薩米澤傑圖薩的圖拉真殖民都市”。大批參加過達契亞戰爭的期滿退役士兵住進了這個城市，目的是希望他們成為達契亞行省經濟建設的主要力量。同時，一旦發生變故，他們還可以成為保衛城市的後備力量。此外，圖拉真還在位於多瑙河河口附近的阿達姆克利西山上修建了一座勝利紀念碑，隔多瑙河睥睨北方。
上述舉措所取得的成果有如下幾項：一、確立了羅馬帝國的北方防線。
二、穩定了曆史上以多民族聚居為特點的巴爾幹地區。三、作為東方與中歐的物資中轉基地，黑海西岸的希臘係各城市變得更加活躍。歐亞之間通過多瑙河也能夠進行交流了。不用說，達契亞變身行省後也建起了羅馬式的基礎設施網。即使在150年以後蠻族大舉入侵的時代，達契亞依然為羅馬帝國起到了防波堤的作用。達契亞戰爭結束後，圖拉真獲得了普通公民、元老院、軍隊以及各行省的支持。同時，他的行省出身這一原本的不利因素也漸漸轉變成為有利因素。對此，圖拉真比任何人都看得清楚。
公共建築事業
一個人開展工作的方法我想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兩類：
一類是一件一件地去完成。另一類是把所有事情都考慮進去，然後同時進行。以代表文藝複興時期的藝術家為例，列奧納多·達·芬奇屬於後者，而米開朗基羅則是前者。當然，這不是說他們的工作方法總是一成不變的。事實上，這種劃分有一個前提，就是“基本上”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