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發事端的是猶太人集中的巴勒斯坦地區的某個城鎮，發生了一場原因不明的暴亂。維持帝國東部內部局勢穩定，是副帝職責所在。在加盧斯的指揮下，軍隊很快就平息了這場暴亂。問題是事後對叛亂者的處罰過於殘酷。加盧斯下令處死了所有的居民，無論他們是否參與了暴亂。整個城鎮變成了屍骨累累的墳場，宛如死城。君士坦提烏斯比其副帝加盧斯更傾向於基督教。有關他繼承父親的意誌、不遺餘力振興基督教的事跡，我將會在以後的章節中展開論述。不過他在位的公元4世紀中葉，公元312年頒布的“米蘭敕令”依然有著法律效力。這意味著不管皇帝們多麼厚待基督教，羅馬帝國的人民無論是信仰基督教還是猶太教，或者其他的多神教，都享有平等的地位。
其他宗教一律被視做邪教，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唯一合法的宗教，是公元4世紀末期之後的事情。因此，在公元4世紀中期，僅僅因為宗教信仰的不同，不能成為剝奪其生命的理由。即使為政者心中有所偏袒，但在這個時期，加盧斯下令大量屠殺了猶太教信徒，站在官方的角度，無論如何是一件“不該發生的事情”，完全有足夠的法律根據予以懲處。羅馬帝國的後期，敕令形同國法，對副帝同樣有效。加盧斯再一次在政治上失了分。
安條克皇宮的生活進入第三年的時候，加盧斯心中蓄積的仇恨已經嚴重到了無法克製的程度。宮廷中有兩位官員最令他痛恨，其中一人是君士坦提烏斯派來的。加盧斯派一隊士兵逮捕了這兩位官員，在安條克市中心遊街示眾後將他們殺害，屍體扔進了城鎮邊的奧龍特斯河（Orontes River）。這已經不是可以用行為不當就能搪塞過去的事情。而加盧斯做出這個沒有任何狡辯餘地的瘋狂舉動之時，正是在西部三年的君士坦提烏斯徹底解決了馬格嫩提烏斯的時期。29歲的加盧斯的命運因此而定，他已經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雖然君士坦提烏斯已經下定決心更換副帝，但在具體實施時，他采取了與他36歲年齡很不符合的異常謹慎的步驟。
首先，為了緩解加盧斯的不安，君士坦提烏斯以兄長的身份，給堂弟寫了一封充滿手足之情的信。同時，他又在暗中布局，設法調離這三年來直屬於加盧斯的軍隊。就在加盧斯眼睜睜地看著形勢朝著對自己不利的方向發展，又無計可施之際，他收到了來自米蘭的邀請信。重新收回西部失地的君士坦提烏斯，將大本營設在意大利北部的米蘭。公元354年這一年，在米蘭的羅馬帝國的正帝向其副帝發出了邀請。
事至如此，加盧斯心裏也很明白，這個邀請的真正用意是要遣送他回國。因此他讓妻子先行一步，希望她能以妹妹的身份，為他向皇兄求情。可是，君士坦提娜在從敘利亞前往意大利的長途跋涉中病倒，很快就離開了人世。
加盧斯在妻子啟程之後不久，也離開了安條克，斜穿過小亞細亞，抵達了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爾）。他不僅帶著軍隊隨行，在君士坦丁堡滯留期間，還主辦了一場運動會，在他離開首都君士坦丁堡的當日，元老院全體議員為他送行，可以說這一路上充分享受了作為羅馬帝國副帝的待遇。不過，在他到達哈德良堡[Hadrianopolis，現土耳其埃迪爾內（Edirne）]時，等待他的是一封來自皇帝的命令。
正帝命令加盧斯跟隨著10輛國營郵政馬車前往米蘭。當時的政府要員公務遠行時，通常會把國營郵政馬車作為交通工具。加盧斯清楚，這個命令意味著他的身份已經從副帝降格為一介官員。他成了被押送的罪犯，而且押送的目的地也不知何時作了變更，不再是米蘭，而是位於亞得裏亞海深處的伊斯特裏亞（Istria）半島的波拉城堡。
時至21世紀的今日，波拉城中依然隨處可以看到以圓形競技場為代表的各種古羅馬時代的遺跡。在羅馬帝國的後期，這裏以皇帝處置內親的行刑地而聞名。28年前，君士坦丁大帝就是在波拉，以通奸罪之名，對時任副帝的長子克裏斯普斯執行了死刑。副帝加盧斯一到波拉，就被摘下副帝的徽章，強行脫去披風，身上隻剩下一襲短袍。他被帶進一間房間，在那裏等著他的不是正帝君士坦提烏斯，而是宦官優西比烏。宦官沒有按照羅馬法規定的程序對加盧斯進行審訊，而是采用了類似於中世紀異端裁判所那樣的拷問形式。加盧斯在刑訊逼供之下，承認了自己圖謀殺害正帝君士坦提烏斯的罪名。這場非法的審判過程，一字不落地被記錄下來，送到了坐鎮米蘭的君士坦提烏斯的手裏。從米蘭方麵傳來的回信是皇帝批準了審判官的裁決。加盧斯雙手被反綁在背後，雙腿跪地，被處以斬首之刑。當年同樣遭到斬首的克裏斯普斯，至死都在為自己的清白大聲辯護，而蒙受了不白之冤的加盧斯卻在沉默中迎接了死亡。他死於公元354年12月，年僅2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