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當時北非純情的基督教徒斷比羅馬要多，多納圖主義者的數量也多於以天主教為主流的其他地方。這兩派為尋求妥協點而召開了正式會議，雙方出席的主教人數不分伯仲。這樣我們甚至可以推測，天主教與多納圖主義者在北非的勢力旗鼓相當。這種狀態之下，被打成“異端”的一方不可能默默退出。如果天主教是體製派，多納圖主義者就是反體製派，抗議行省政府的惡政，就成了他們的特色。於是，在北非這樣的大環境中，就會出現利用形勢的野心家。摩爾人吉爾多就是這樣的人。多民族國家的羅馬帝國，對敗給羅馬接受羅馬統治並融入羅馬社會的人，即使是異民族出身，也是敞開門戶的；也認可希望以聚居的形式成為羅馬帝國“大家庭”一員的部族。完全被羅馬社會同化並產生過皇帝的舊迦太基人，就是前一種情況的例子；而羅馬時代被稱為“毛魯”的摩爾人則較傾向於後者。現代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西部地區，在羅馬時代被稱為毛裏塔尼亞，也是因為那裏居住著很多摩爾人。
吉爾多出身於摩爾人的望族人家。在行省，實力家族的男人多在羅馬軍團中積累資曆。吉爾多家族也有兄弟三人當過羅馬軍隊的將官，他就是其中之一。可是長兄菲爾穆斯不知何故對迦太基總督發起叛亂。行省政府一時未能采取措施斷然鎮壓，叛亂的烈火瞬間蔓延。那時狄奧多西皇帝還在世，對北非叛亂不容放任。他從歐洲調軍極力鎮壓，吉爾多則加入其中，箭射親兄。鎮壓行動以主謀菲爾穆斯被殺而告終。狄奧多西任命吉爾多為以後北非防禦的負責人。羅馬皇帝授予這位摩爾人的官位是“負責非洲的大元帥”
（magister militumper Africae）。在行省總督不能充分盡職的4世紀末，這實質上是北非全境一把手的地位。但吉爾多覬覦的是有名有實的北非最高地位。
狄奧多西皇帝之死給他帶來了機會。繼位的是狄奧多西的兩個兒子，年齡都小，而繼承北非所在的帝國西部皇位的霍諾裏烏斯還隻是個10歲的少年。
公元395年狄奧多西去世。當時，吉爾多還沒有明確態度。兩年後他邁出了野心家的第一步。他宣布，自己擔任大元帥的北非不向身在米蘭的皇帝霍諾裏烏斯，而向身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帝阿卡狄烏斯宣誓效忠。大概他判斷，“主人”在遠方自己更能隨心所欲。
緊接著他又邁出了第二步。如果吉爾多出生於公元330年的說法正確，那他當時已經67歲。也許他覺得不能再耗時間了，於是邁出了這一步：北非向意大利禁運糧食，禁止滿載小麥的所有商船從迦太基港口起航出港。
自從羅馬戰勝公元前3世紀以前一直絕對強於自己的迦太基，成為西地中海的霸主以來，羅馬帝國的本土意大利，尤其是首都羅馬的主食小麥就開始依賴海外進口，這已經成為持續了550年的傳統。其直接原因是意大利半島缺少大麵積耕地，出產的小麥在價格上競爭不過擁有大片耕地的西西裏和北非等地。於是羅馬就把進口小麥變成了一種統治其霸權之下各國的政治策略。
人們往往由於軍事上的失敗而屈服於人，而一旦自己對霸主有用，對霸權的抵觸感就會淡化。大概勝利者羅馬覺得應該容忍失敗者長年積累的某些東西，尊重失敗者的心情，這樣統治起來會更容易。
於是，對擁有地中海世界最高學府的希臘雅典和埃及亞曆山大的做法，不是將其教育機構遷到羅馬，而是讓羅馬的良家子弟前去留學。
而且，布匿戰爭開始很久以前，迦太基就有研究農耕的書籍，準確地說是農作手冊。迦太基人是通商民族，同樣也是高效的農場經營者。羅馬攻破了迦太基，將他們的特點——通商與農耕完整地保留了下來。北非變成了羅馬的糧倉，迦太基人的船隻將以小麥為主的農產品運往意大利。迦太基人的商船公司甚至在羅馬的外港奧斯提亞駐有分公司。征服者羅馬也是通過購買尼羅河流域出產的小麥，使埃及成為羅馬的糧倉，從而統治了這個擁有悠久曆史的大國。自己獨占一切，是統治策略中最低劣的做法。不過，主食依賴進口以後，保障糧食供應便成為曆代皇帝的重要任務之一。皇帝們為儲備小麥、維持其品質付出了心血，而把這些隻作為內幕曆史去講述未免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