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春天，曾任中國教育總長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訪問歐洲時，到柏林愛因斯坦的家裏拜訪，並誠懇地邀請他到中國訪問和講學。
愛因斯坦熱情地接待了這位來自遙遠的文明古國的使者，他答複說，很抱歉，因為事務繁忙，他不能長時間離開柏林，因此暫時還不能到中國去。
談話以後，他熱情地把蔡元培送出門外。蔡元培是中國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學家，曾留學法國，攻讀哲學、心理學等。
他早期發起組織了秘密的革命組織光複會，積極參加了辛亥革命、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和北伐戰爭，後來又為抗日救亡事業奔忙。
他一生提倡教育，主張“兼容並包”。在他的主持下，北京大學有李大釗、陳獨秀、魯迅等一大批進步教授。蔡元培內心對愛因斯坦懷著極大的尊敬，回國以後，他向愛因斯坦再次發出了邀請。
曾經締造了“奇跡年”（1905年）的愛因斯坦在1920年年初和中國有一段因緣。他應日本改造社邀請赴日本講學，來回兩次途經上海，受到了上海各界和大學生的熱烈歡迎。
也是在上海，1922年11月13日，愛因斯坦第一時間知道自己獲得了1921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當時，瑞典駐上海總領事代表瑞典皇家科學院在此間正式通知了愛因斯坦這個消息。愛因斯坦兩次途經上海，總共停留不足3天時間，但敏銳的他卻看出了當時中國社會的黑暗。
他在旅行日記中記錄下了歐洲侵略者在中國土地上的行為，也表達了他對中國人民的同情：“在外表上，中國人受人注意的是他們的勤勞，是他們對生活質量和兒童福利的要求低微。他們要比印度人更樂觀，也更天真。但他們大多數是負擔沉重的，男男女女為每日五分錢的工資天天敲石子。他們似乎魯鈍得不理解他們命運的可怕。”
（上海）這個城市表明歐洲人同中國人的社會地位的差別，這種差別使得近年來的革命事件（即五四運動——筆者注）特別可以理解了。
“在上海，歐洲人形成一個統治階級，而中國人則是他們的奴仆。他們好像是受折磨的、魯鈍的、不開化的民族，而同他們國家的偉大文明的過去好像毫無關係。他們是淳樸的勞動者……勞動者，在呻吟著，並且是頑強的民族……這是地球上最貧困的民族，他們被殘酷地虐待著，他們所受的待遇比牛馬還不如”。
以上日記文字是從愛因斯坦的女婿（愛因斯坦第二任妻子的女兒的丈夫）R·凱塞以筆名A·賴塞1930年所寫的《愛因斯坦傳》中摘錄的。
1922年，愛因斯坦乘坐輪船依次訪問了中國和日本。中國悠久的曆史文化，在這位引領了一個世紀科學潮流的大科學家心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正是在這個時期，中國也開始有了介紹愛因斯坦相對論的一些文章。1922年第一期《少年中國》出版了，編號為第三卷第七期，這是中國的第一本相對論專號，刊登了相對論的介紹，還有幾篇體會，算是最早把相對論介紹到中國的文字。
此後，《東方雜誌》、《解放與改造》等期刊分別出版了相對論專號。
1922年春天，北京大學理學院院長、物理學教授夏元瑮再次發出邀請，請愛因斯坦到北京大學講學。
夏元瑮教授曾留學柏林，是普朗克教授的學生，他一直尊敬愛因斯坦，早在1921年就翻譯了愛因斯坦關於相對論的著作，並於1922年在上海出版。這是中國第一部相對論的譯本。
1922年12月31日，從日本歸來，愛因斯坦再次來到上海。中國人民熱情地歡迎愛因斯坦的到來。上海的《民國日報》刊登了大幅廣告：“愛因斯坦博士是近代科學界的大革命家。他的功績不在哥白尼、牛頓之下。”
《申報》發了專訊。《時事新報》、《新聞報》做了連續報道。
後來，愛因斯坦一直沒能如願訪問中國。但是，愛因斯坦一直是中國人民真誠的朋友。